六一儿童节刚刚过去，让我们趁着这波余热，讲讲古代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吧！刑事责任年龄可不是“舶来品”，而是古已有之。闲话古代法律，品鉴正反案例，反思法律道德。

　　我国古代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上。秦律以身高作为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依据，对身高不满六尺（相当于现在一米高左右，也就是八、九岁的孩子）的儿童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汉律则对刑事责任年龄这样规定：“年未满八岁……非手杀人，皆不坐，”也就是说，八岁以下的人，除非亲手杀人，否则都不处罚。《唐律》规定的更明确：十至十五岁的少年，对所有犯罪行为都有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减轻处罚，并可用赎金的方法代替刑罚；七岁至十岁之间只对反逆、杀人、盗及伤人这几种犯罪须负刑事责任，且仍可通过赎金替代；七岁以下，虽犯死罪，亦不处罚。

　　尽管各个朝代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都有明确的规定，可是在人治的社会，具体执行起来还是千差万别，甚至出现过极端情况，有的还引起了朝廷内部的争议，我们不妨来看几个古籍记载的案例。

　　长官意志作怪滥杀无辜少儿

　　古时候对少年儿童犯罪，尽管律例都有规定，可是长官意志也很重要，体恤民情关心少儿成长的好官，就会人性化执法，反之遇到颟顸昏聩的庸官，少儿犯了罪可能就要倒霉。《南史》里就记载了这样两个截然相反的案例。

　　其一：南齐的孔琇之担任吴县县令的时候，有个十岁的小孩只是因为偷割了邻居家的一捆稻子，就被孔琇之关进监狱，并且还判了罪。有的人劝解他不要这么做，他回答说：“这个小孩才十岁就能干偷东西的事，那么长大以后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这件事惊动了全县。

　　其二：南齐王敬则曾经担任吴兴郡太守，郡里过去经常发生抢劫案件。有个十几岁的少年因为在路上拾到别人丢失的东西，王敬则就把他杀了示众。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拾路上的遗失物了，郡里盗贼也绝迹了。王敬则希望震慑众人、树立威信才这么做的。可是他忘了他杀的是不该杀的儿童呀！更何况儿童不明白事理，路上遇到有丢失的东西就捡起来，这并不是抢劫，哪里值得那么重的惩罚？他还杀了儿童示众，这无疑是残忍冷酷用刑，滥杀无辜的表现。

　　“ 看到这里，小编突然心疼“路不拾遗”一秒。

　　路不拾遗：我是冤枉的，这个故事跟我的出处没有丁点儿关系！我的创造者是韩非子先生。传播“国无盗贼，道不拾遗”社会正能量的才是真正的我！

　　月光童子“妖言惑众”如何处罚

　　北魏孝明帝熙平年间，冀州延陵有一个谣言惑众谋反的人叫王买，带着罪行逃亡，赦免令期限都过了，他还是不肯回来自首。后来被抓获后，被判处斩首。据《魏书·刑罚志》载：被称为月光童子的刘景晖也曾跟着王买“妖言惑众”被抓获，廷尉卿裴延俊听说此事后认为，虽然事发在赦免令颁布之后，也应该判他死刑。

　　廷尉正崔纂听说此事，立即上奏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不能莽撞判案，何况是一个才九岁的孩童，决不能滥杀无辜。他在奏书中说：“刘景晖虽然说过变蛇、变野鸡之类妄言，这不过是别人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因此杀刘景晖是没有道理的，可是赦免刘景辉又怕他再妖言惑众。如今是直言不讳的时代，所以不应该把没有死罪的人处死。刘景晖只是个九岁的孩子，嘴里边还有奶味，说话做事这都不是他自己做主的。‘月光童子’这个称呼也不是他自己说的。这都是奸吏无缘无故编造出来的事端，把作案的人说的越虚伪奸诈，就越显出破案人的能干。如果真是因为妖言惑众，那么根据法律该判处死刑，可是又不能揭穿刘景晖究竟在什么地方惑众。这件事是在赦免令发布之后才显现出来的，如果在律令之外，我们还要判他死罪，那么赦免令还怎么取信天下呢？并且天下人怎么能不怀疑赦免令的真实呢？《尚书》上说，与其错杀无辜的人，还不如漏判有罪的人。还有按照《法例律》上说：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的，如果杀死杀伤人，按照刑法判罪，要向皇帝上奏报告请示。有人议论，小孩和老人犯罪，可以不采用这一条律令。我认为如果年老而智慧过人，就像姜太公那样，或年龄很小而聪明，可是像甘罗那样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比得上的，那自然可以按照人们所议论的那样去做。可是刘景晖只是个愚笨的小孩，那么自然只适用一般的律法。”

　　当政的灵太后读了崔纂的奏章后，采纳了他的意见，下命令说：“既然刘景晖已经得到朝廷宽刑的恩典，那么怎么还能议论要判处他重刑呢？可以把他流放到洛阳去做顺民，其他的事情就按你们奏章办理吧。”

　　九岁的儿童刘景晖因和大人一起说了一些童言，结果被官吏罗织罪名，要被按妖言惑众的罪名处死。这时候朝廷上对如何惩治他发生了分歧，经过辩论，最后只是判处流放罪，表现了古代统治者执法人性化的一面，尤其是贯彻了对少儿犯罪从轻的宗旨，可圈可点，值得今天的司法工作者借鉴。

　　幼杀幼判缓刑体现对少儿犯罪量刑的苦心

　　清代陈其元曾任直隶州知州，审理过一件幼杀幼的案子。案情是这样的：十五岁的吴三红眼过去欠十四岁的周二蛋的饼钱，他祖母答应替他偿还。后来吴三红眼在外拾柴时，正好碰到周二蛋卖饼回家，于是又赊买了三块剩下的饼，说好第二天再还钱。吴三红眼马上吃了饼，周二蛋却反悔要他立即付钱。吴三红眼恳求周二蛋和他一起回家取钱。周二蛋不肯，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捡起石头追赶。吴三红眼夺了石头，却被周揪住衣服撞头。吴三红眼企图逃脱，一时情急，用石头砸伤周二蛋的后脑勺而致其死亡。

　　本来欠钱理亏，现在又将人打死，吴三红眼理应属于“情实”。情实，是清代死刑判决的一种。一旦认定罪行属实，将付诸执行，与缓决相对。但是，陈其元认为，吴三红眼的石头是夺来的，伤人又出于被揪住衣服。饼的价格不高，原先说好第二天归还的，周二蛋起先答应，接着反悔，谩骂加殴打显然是死者理亏。再查律条，打死老人幼孩都属“情实”，目的是使少犯老、长欺幼的人有所忌惮。但是如果是老殴老、幼殴幼，似乎并不应该援引这一条文。现在死者是十四岁，凶犯只比他大一岁，都是孩童，为什么律条只适用于一人而不适用于另一人？如果说十五岁叫“成童”，十四岁叫“幼孩”，因此十五岁的吴三红眼应该属于“情实”，那么倘若十四岁打死十五岁，就应该一律算作“值得怜悯”了吗？那些三四十岁的人打死幼孩的，又该怎么判处？吴三红眼在和周二蛋争执中误将其打死。吴三红眼已经十五岁，按照律条上规定的“十四岁”为界，吴三红眼杀死人这件事应属于“情实”，但从事实人情出发，吴三红眼打死周二蛋属于孩童之间的普通斗，应判“缓决”。这个判决体现了陈其元在执法中的人性光辉，对于孩童犯罪，能够从实际出发，切实体现从宽的宗旨。陈其元把这件事记入了自己的《庸闲斋笔记》一书中。

　　幼童鸡奸获罪死的反思

　　清代德州境内有两个幼童，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三岁，在私塾里嬉闹玩笑时相互鸡奸，不巧被别人看见了。两家父兄非常羞愧气愤，都到官府状告对方。这时的德州知州是淮安人王毂，他是有名的酷吏，本性贪婪残忍。他接到报案后，竟然真的派人去查明案情，当时大清律例上有明文规定：奸淫十二岁以下者，不管是男是女，一律处以死刑；奸淫十二岁以上者，仅按奸罪惩处。

　　王毂于是就搬来律例，一丝不苟地按法律条文办案，对那十二岁的小孩只是稍加训斥就让他回家了，而对那十三岁的小孩则依法惩处，结果没多久这孩子不幸病死在狱中。几年后，那个十二岁的男孩也因万分羞愧，竟然自杀身亡了。其实两家孩子当时正值懵懂年龄，情识初萌，不一定要郑重处置。两家父兄只是怕被别人冷嘲热讽，一时气急才到官府告状，实际上并非真的希望官府查证此事。假如当官的说这是“两个小孩嬉戏玩耍，查验诉问并无实据”，让他们各自的父兄领回家去教训批评，这么做既算不上纵法枉为，也会因此保全了两个孩子的隐私和生命。王毂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天性刻薄，因此而害了两家人。这件事也被陈其元记载在他的《庸闲斋笔记》一书中。

　　当时清代著名书法家、经学家孙星衍正任德州粮道道台，亲眼目睹了这件事，心里颇为不平静。后来听说王毂调回淮安任知府，恰巧属下山阳县令王伸汉毒死到山阳查账的人，王毂收受王伸汉贿赂，竟说被毒死人是自缢身亡，事情暴露后王毂被斩首。孙星衍慨然叹道：“像王毂这样的人，即使不发生在山阳赈灾案，也早就该死了。”

　　两幼童相戏鸡奸，原本是懵懂年龄里的玩笑戏耍，酷吏王毂竟然像煞有介事地查案判处，结果造成两人死亡。可谓是百姓不死于罪而死于法。审案者应仁和宽恕，对罪行不同的人要分别对待，严苛不同于刻薄。更何况对待这两个无知少年的懵懂行为，王毂有失仁道，死不足惜。

　　这几起历史上的涉童案件之所以引发争议，大都是因为办案者未能严格执法，即使依法办案，也是矫枉过正，过于死板，甚至滥用职权，滥杀无辜，致使许多少儿的权益在法律的框架内也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值得今天的法律人深入思考，真正担当起保护未成年人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