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冕区剿匪的日日夜夜

王应常

时光如水，伟大而艰苦的剿匪斗争，转瞬已过去四十多年了。牺牲的战友早已化为沃土，回归大地的怀抱，活着的人无不白发满头，弄孙自乐。当年战友们那种为解放广西人民而英勇奋战的气概！与群众鱼水相依、忧乐与共的情怀，却永远令人遐思怀想。

一、初到黄冕

1950 年 3 月底，县委调我去黄冕区任工委书记、副区长兼黄冕乡乡长。临行前，李云亭政委指示我说：“县里几个大土匪头子林秀山、邓海山、古肇镛、刘才甫尚未抓获，他们还在暗地活动，匪乱随时可能发生。剿匪仍是主要任务。”出发那天，同志们都到县委门前欢送，李政委还挥舞一面彩旗为我开道祝福，同志们都为我鼓掌。早已背上背包挎着手枪的我， 心情非常激动，立正向大家行了个军礼，转过身大步向鹿寨火车站走去。

黄冕距鹿寨约60里，全区分为黄冕和永安两个乡，西连中渡、北界百寿、东南和西南与原榴江县的龙江乡和镇江乡相邻。湘桂铁路和洛清江相傍纵贯南北。黄冕乡有慎言、慎业、慎恭、慎思、慎敏、慎重、德化 7 个行政村及和平、博爱两街。街道沿洛清江西岸修建，街尾各有一炮楼控制着街口，区政府设在旧黄冕乡公所所在的旧五通庙内，前临和平街，后枕洛清江，全区大部为蜿蜒的丘陵和山地，江两岸和丘陵间点缀着一些小块平原，自然条件是不错的，只是由于三座大山的长期压迫，人民还生活在贫困之中。

火车运行一个多小时就到达黄冕。当时黄冕火车站驻有护路的解放军一个营部和一个连。我没有立即过河去区政府，先到了驻军营部见到了营长和教导员。我说明了身份和来意，对部队在这里护路支持地方工作，代表县、区政府表示感谢和慰问，末了说：“我是一个缺乏军事斗争经验的书生，今后如有重大的剿匪行动，还请营首长多多支持。”营长满口应承：“我们主要任务是保护铁路交通，这里如遇到困难，我们一定尽力援助，你放心好了！ ”教导员也热情地说：“如果连你们那边都出了问题，这车站、铁路也不保险了，巩固地方政权稳定革命秩序与保护铁路交通是一致的，我们要互相支援啊。”后来，他们几次抽调队伍配合我们入山剿匪。一次当区政府遭土匪袭击时，他们又及时予以支援，我们亦动员组织铁路沿线村庄的民兵参加护路，给部队以有力的帮助。

二、白家园访贫

出车站不远，即来到洛清江边，乘渡船过了河，很快即到了区政府。下午区里同志给我介绍了工作情况后，我便让熟悉这里的乡土人情又很朴实纯洁的韦彩应同志带我去博爱街尾的白家园找贫雇农兄弟去了。这地方经前任乡长陈立享同志等人工作，群众心里正萌发着翻身解放的渴望。农会主席胡元瑞，民兵黄子茂等十几人，都是在旧社会受苦很深的贫苦农民，他们积极靠拢党和人民政府，切盼真正翻身，但眼见地主恶霸势力尚存，土匪的造谣威胁犹在，正彷徨忧虑，不知如何办才好。从到黄冕那天傍晚起，我与彩应同志一家一家的走访谈心，又把大家请到胡元瑞家共商翻身大计。被称为黄八哥的黄子茂是民兵队长，他胆大气粗，首先发言：“我是不怕死的，但我们白家园孤零零的隔在街外，连一杆枪都没有，不是等着土匪来割头吗？政府发不发枪？有了枪，我们就大胆干！ ”他的话得到胡元瑞、伍大狗等多人的齐声赞同，说是手里有了枪杆子心里才踏实，腰杆才硬得起来。我说：“你们想掌握枪杆子的想法很对，只是这枪杆子从哪里来？解放军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现在解放军还要剿匪，还要解放台湾，没有多少枪支可以交给我们使用，我们可不可以自己设法收弄到枪支呢？比如说，这里的地主商人有没有枪支？你们对这个是很清楚的。”话没说完，他们就嚷开了：“地主、商人的枪可以要吗？ ”我笑了笑说：“怎么不可以呢？地主的土地、财产土改时都要没收过来分给你们，枪支为什么不可以要呢？地主的枪可以收缴，商人的枪可以先打借条，把他们的武器拿过来，一可以武装我们，二免得他们拿去支援土匪，地主没有枪，也就没有那么威风了。”这些话说到农民兄弟的心里，他们高兴得鼓起掌来。几天后，黄子茂带着民兵收缴了张大狗、张小狗、游氏兄弟等地主、商人的枪支，武装了自己，在收枪中他们跟地主撕破了脸皮，面对面地斗争，态度坚决，我又从县里要来一挺机枪，加强他们的装备，由身体健壮立场坚定的雇农吴大贵作机枪手。在后来艰苦的剿匪斗争中，这支民兵始终同我们战斗在一起。和平街的民兵亦以博爱街民兵为榜样，收缴了本街地主的枪支，我向李云亭政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得到了他的肯定。于是我又到了慎恭村的大端河屯，同在那里的梁明通、邓岳云发动民兵收缴了该村地主的枪支。但是时间没有给我们太多的帮助，枪支还远远没有收完，全县范围的土匪暴乱即发生了。

三、匪乱初期的紧急对策

4 月中下旬，土匪在全县各区乡发动暴乱，到处破坏农会，攻打区乡政府，残杀农会骨干和积极分子，全县三分之二的农村为土匪控制。黄冕区的土匪暴乱以慎言村农会主席梁昌远、副主席、民兵队长巫建彰的被惨杀开其端。一时各村农会干部民兵积极分子被害的达 16 人，枪支被夺走 50条。各村农会基本瘫痪，有的表面与我应付，暗地与匪通气，有的公开投匪。这些人多半是刚解放时一哄而起的流氓勇敢分子，风向一变，他们亦跟着变了。

那时，区干部与博爱街民兵的枪支总计不过 20 支，后来成立了区中队也不过 30 多人，而经常威胁黄冕，骚扰农村的廖中立部和潘海金、潘彩荣部两股土匪即有 400 余人。幸好黄冕幽兰车站驻有护路部队，黄冕的区乡政府安全才得到一些保障。面对严峻的形势，我和大家想出了三条对策：一是大力出黑板报、张贴报纸，开展宣传工作稳定人心。召开群众大会，驳斥土匪谣言，宣传我党和解放军肃清土匪的决心。一次，农会主席胡元瑞从鹿寨开会回来，说在火车上看见铁路修得很好，相信共产党、解放军绝不会撤走，心里极为高兴。我当即召开群众大会，请他亲自向大家谈开会时的所见所闻和感受，收到了很好效果。二是狠抓情报，通过各种社会力量，依靠农民积极分子，特别是受害农民亲属了解匪情，争取部队进剿，希望消灭一些土匪，打开沉闷局面。从 4 月到 7 月初我们先后对活动于桐木、田辽、里定、古尝、金盆、古云等村及永安乡政府西面之土匪进击多次，由于土匪耳目较多，我们一出发，敌人就很快隐蔽转移，我们扑空多而捕获少，但也给敌人造成威胁，知我有机动剿匪力量，不敢轻易向我进逼。三是构筑防御工事，发动街民在各街口修建栅门，整夜站岗放哨，干部、民兵混合编组，我与民政助理陈圣星、副乡长黄奇等分工查哨。这种闭门防守在匪乱初期对稳定人心有些作用，但却是被动消极的，后来我们变消极防守为积极进攻，被动局面才逐步打破。

四、武装保卫春耕

4、5 月正是春插、早种时节。由于土匪的骚扰，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进行。街民不安，民兵积极分子更是忧心如焚。我们及时组织了武装护工队，掩护生产，保卫春耕。除留一人看守机关外，我同区里的工作人员都到田间地里去，和群众、民兵一起劳动，枪支架在田边地角，轮值放哨，有匪警即拿武器作战。这样安定了人心，加速了春耕生产的进行。

5 月中旬，慎言村田辽屯被匪杀害的农会正副主席的妻子梁大嫂和巫大嫂来找我说：“人家的田都插完了，我们两家的田还未犁耙，秧已长到一尺多高了。杀害我们丈夫的恶霸土匪头子韦思俊、韦治泰回到村上，威胁群众不准帮我们插田，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啊！王区长，你要给我们作主呀！ ”农会干部家属这些话使我非常难过和焦急，立即同铁路驻军联系，争取到一个连，配合区武工队，于 5 月 25 日凌晨奔袭 20 里外的田辽，但韦匪熟悉地形，趁黑夜逃走了。天明我同部队领导商量，动员战士和村民帮助梁、巫两家人抢插早稻。村民们拉出几条牛来，就春雨泡软了的田，边犁边耙边插。他们深有感情地说：“如果不是你们今天来，我们想帮一下梁主席、巫副主席家插秧都不敢啊！ ”干了一天半时间，把他们两家的十七块田全部插上了秧。面对部队和群众的支持，我 50 多天的沉郁心情有所舒缓。

五、主动进剿严厉打击匪特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土匪活动更加猖獗。五通庙防守条件差，我将区政府搬到了地主黄怡泰的房子里。这时李云亭政委指示：要采取内部防守与外围加强活动相结合的方法，把敌人从江边铁路两侧的村庄挤出去。我同区中队队长黄陀等同志商量，组成两支人马，一支留守黄冕，一支乘夜机动出击。不定时，不定向，或黄昏进村，半夜撤走；或半夜进村，黎明即出；或睡在铁路边，或借住农民家，或召集群众作宣传，或突袭匪首家，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动向。这一招果然有效，敌人的骚扰区域逐渐缩小，我们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大了。

初秋，我们侦知东北部的瑶山有廖中立的股匪在活动。县里出动了四个连，我带区武工队配合进剿，瑶山山高林密，村落稀疏僻远，又碰上连天秋雨，战士们的衣服都湿了，由于敌人在黄冕藏有暗探，使我们在瑶山的奔袭竟无多大收获，而西岸的敌人却趁区政府空虚之机，打进了黄冕街。精干的民兵都随部队进山了，博爱街的炮楼只有许明生、伍大狗两个老民兵守着，土匪在炮楼下喊话：“你们的王区长都被我们抓住了，赶快投降吧！ ”一面喊话，一面装扮着辱骂和殴打“王区长”的声音，两个民兵听了好笑：“王区长带了大部队进山，土匪怎么会在这里抓到他！呸！骗我们的！ ”砰！砰！他们连打两枪打破了敌人的诱骗。包围和平街炮楼的土匪向炮楼上胡乱放枪，刚分配来黄冕工作的河南人王友三同另一个民兵守着这个炮楼，他是个有经验的枪手，只向楼下打了一枪便听见“哎哟”的一声，一个土匪倒下了。这时黄冕车站的部队听到枪声，立即吹起军号，打过来几发迫击炮弹。乌合之众的土匪以为解放军打过来了，抬着受伤的土匪一溜烟跑了。我们总结了这次行动的经验教训，决心肃清土匪的暗探特务，不久即查获了向土匪送情报的和平街居民马某，报县批准，公审后即就地依法枪决。

又一次，我同公安局长高继升配合部队在古云、半山剿匪，黄子茂等民兵冲在前面，在半山的一所破屋里发现土匪团长廖中立等几个人正在煮饭吃，当匪发现我们后即开枪慌忙逃跑，由于民兵人少，大部队还在后面，让他们溜掉了。民兵们正在懊恼的时候，山脚转弯处走来一个人，头戴斗笠，肩挑两大箩米，抬头看见剿匪部队，大惊失色，转身就想下山，民兵们急忙把他拦回来问话，他支支吾吾不肯实说，民兵们一搜，在米箩中搜出一封廖中立派他去卜月村筹粮的信。原来这家伙是匪部的军需主任，刚在山下向老百姓要了粮食送上山来。民兵们气愤极了，拉往山谷就要枪毙，部队说还是送回县里处理吧。民兵说，送上去不是几天又放了。高局长也认为现在宽大无边，难怪土匪如此猖狂，便对我说：“王应常，杀了吧！错了我负责！ ”高是爬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我尊重他的话，就叫民兵去执行了。

两次镇压对匪特气焰是个沉重打击，对民兵的斗志亦大有鼓舞。但斗争仍然尖锐复杂，未可掉以轻心，一次接到情报，说永安乡西部某地有匪，我找到部队会同永安乡长林天武等人一起去搜剿，半夜翻过一座山脊，山那边是个五六十度的陡坡，下边是一丈多高的悬崖，先下去的几个战士和一个排长都跌伤了，有一个还牺牲了，其余的人被迫手抓草根或灌木条在陡坡上躺了好久，待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才慢慢爬回山顶，另选择道路，天明时到达目的地，一个匪也没有，后来才清楚那个送情报又带路的人是个坏人，我们上了大当。

六、与群众同艰苦共忧患

从 1950 年 4 月到 12 月，是剿匪工作十分艰巨的日子，我们虽然积极配合部队主动奔袭土匪 10 多次，但敌人未受到有力打击。不过我们毕竟争得了一些主动，给土匪以震慑，干部和民兵亦经受了很大锻炼。我和他们一起北到里定，南到旧街，东上金盆、瑶山，西走盘龙、白花寨，处处留下了艰难的脚印。我这个读了十几年书，一直被同学们称为“老夫子”的文弱书生，亦学到了不少东西。夜里行军，不能打电筒，我视力不好常常跌跤。一次掉队走入歧路，在山上转悠好久才被同志们找到。一次在漆黑的夜里行军，右脚突然踏空，倒栽进河里，眼镜也摔坏了，我急急爬上崖，跟上队伍。剿匪斗争异常艰苦复杂，我常感到斗争经验不足，为自己没有多大作为而暗自惭愧，如果不是日日夜夜与同志们战斗在一起，风雨同舟，甘苦共尝，我这个远离故土的异乡人真是寸步难行啊！

无数次的斗争实践使我对群众路线的体会更具体，更深刻了。一次在金盆瑶村剿匪，部队封锁了山头、村寨，不准外出，我向瑶胞询问匪情，他们都摇头表示听不懂我的话。黄昏时，村民想要把放在山头的牛赶回家也被放哨的战士拦回去，我便向部队同志讲明，群众是要赶牛回家，得给予他们这个方便，牛赶回来后村民对我的态度也一下子亲切起来，要我进屋坐，请我喝茶，还向我谈了土匪的情况，这件事给我的启迪很深，此后就更加自觉地关心群众生活。如秋天那次瑶山剿匪中，同行的一位团参谋长以为是土匪物资收缴了群众一些衣物，我劝阻不听，即向其上级驻鹿寨的某师长反映，得到了及时处理，挽回了不良影响。慎言村巫建彰的妻子带着孤儿巫亚弟避匪难来镇上居住，我长期用渡船的公益田收入和自己的津贴费资助她母子生活。民兵伍大狗患重病，我用自己的津贴费加上为他向县府要来的民政救济款，送他去柳州人民医院治好，使他一家五口人又燃起了希望。

七、公审匪霸掀起群众性剿匪高潮

1950 年 11 月 10 日，毛主席电示广西省委，批评过去剿匪不力，宽大无边。限令在 1951 年 5 月 1 日前消灭全省股匪，调中国人民解放军 21 兵团入桂，并要陶铸到广西部署剿匪工作，全省的剿匪进入了有点有面猛烈开展的新阶段。消息传来，干部群众民兵无比兴奋，长期郁积在胸中的闷气终于吐出来了。县里首先抓住解放大军于 1951 年元月重点进剿大小瑶山股匪的有利形势，开展宣传攻势，抓紧清匪反霸，由人民法庭公审处决罪大恶极之匪霸惯匪。第一次公审大会在黄冕小学广场举行，公审杀害慎言村农会正副主席的匪霸韦思俊和杀害三里屯农会干部的陈亚有等。公审前先设灵公祭全区被土匪杀害的农会干部和民兵，将罪犯押跪灵前。我亲自主祭，泣读祭文，表示决心彻底肃清土匪，为生者求翻身，为死者报冤仇。接着开庭公审，由受害家属控诉匪霸罪恶。苦主的悲声泣诉引起全场一片哭声，民兵和群众不断发出要求枪毙罪犯的怒吼。我作为庭长宣判对罪犯予以枪决，匪霸低头伏法，群众欢声震天。公审大会激发了群众清剿土匪的热情，全区迅即掀起清匪反霸高潮，为配合四十八㟖的重点剿匪准备了条件。

八、封江锁村彻底清剿溃匪

进剿大小瑶山股匪的战役结束后，我剿匪部队立即开始了对四十八㟖顽匪的重点进剿。根据战役部署，黄冕区负责封锁境内洛清江，清剿溃逃残匪，防止其渡江东窜的任务。这时各村的农会、民兵、儿童团等组织已初步整顿恢复或重新组织起来。我将区乡干部和区中队分成两支队伍， 一支管面上的清匪、宣传工作；一支负责洛清江西岸各村封江拦路设卡，放哨工作。重点放在慎业村的里定、上、中、下西游等几个屯的江岸。所有竹筏、渔舟、渡船都控制起来。白天查问行人， 晚上封锁路口、渡口，巡逻江岸。

3 月下旬，四十八㟖响起了进剿的号角，土匪的顽抗被打垮了。解放军穷打猛追，昼夜搜剿，残匪欲藏无处，欲食无粮，星夜向㟖外逃窜。这时黄冕区迎来了解放军945支队工作队20余人，由支队保卫科长吴银慧同志率领。我们在沿中渡边界上的慎言村，永安乡的盘龙、百花寨一带建立了一条更靠近前线的新的封锁线，以堵捕东窜之匪。指挥部就设在改江村韦彩应同志家里。长期被匪霸迫害的这一带农民，特别是受害者的亲属，热情很高地参加了这场斗争。报告匪情的人不断来到指挥部。工作队和民兵昼夜捉匪，一批批匪俘被送往黄冕、鹿寨，一支支缴获的钢枪加强了民兵武装。抓住的惯匪恶霸由县委、县政府迅予批准，就地由人民法庭公审枪决。但一些凶恶的顽匪仍负隅顽抗，一天夜里，白花寨民兵来报，该村逃回一个叫韦中权的土匪团长，半夜进村讨饭吃，此人过去曾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过校官，枪法很好。听到消息，我们立即赶去，将他包围在六楼山冲油茶林中，喊话促降。是夜月色朦胧，敌从暗处窥我甚明，我们向山冲望去却迷朦不清。当部队两个战士发现密林中有动静时，急端着枪冲进去，先后被韦匪开枪击中，一位负伤，一位牺牲。韦匪却利用谙熟的地形逃脱了。不久他走投无路带着我军散发的自首投降、从宽处理的布告向我军自首。

在剿匪进入胜利高潮时刻，切忌松懈麻痹，这方面我们也是有教训的。一天，接到县里的通知，同意将黄冕区抓到的大匪首潘彩荣公审枪决。公安局将潘匪押送到区后，关在区政府大厅的木囚笼内，负责看守的区中队战士就睡在木笼上面的楼上。在公审的前一天晚上，潘匪竟戴着脚镣弄开木笼，打开区政府后门逃跑了。看守的战士睡熟了，枪支就挂在墙上，幸亏潘匪惊慌，不敢上楼夺枪。破晓时才发现潘匪跑了，我没有先责备值班的战士，却先在心中责备自己：没有检查过木笼有什么不牢固的地方，没有严格对值班看守的要求，自己不是首先犯了麻痹疏忽的错误吗？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我立即动员全区人民掀起又一次大规模的搜山运动，连妇女儿童都出动了，估计潘匪逃走不会太远，我们把搜查的重点放在洛清江两岸，离区政府不远的地方。一时漫山遍野是红旗，到处是喊声。群众的热情，工作的失误，在我心中引起无限的激动和悔恨。下午五点，芝兰村民兵飞跑来区政府报喜讯：他们村一个寻猪菜的妇女在一个深草中发现了潘匪，他没有挣脱脚镣，肚内又饥饿难忍，正躺在草丛中想等天黑再逃。他向那位妇女求情告饶，那位妇女却高声叫来附近的民兵，将潘匪又捉拿归案。区政府内响起一片欢呼声。我又一次感到了群众的力量和群众的支持，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一年零三个月的艰苦剿匪斗争，终于胜利结束了。在殷勤送别了并肩作战的 945 支队同志们不久，我亦接到了调县委办公室和土改指挥部工作的通知。我婉谢了区里各界代表们的饯别邀请，避开了群众到火车站欢送的场面，在初夏的一天早晨，悄悄登上了一只运载剿匪战利品去鹿寨的木船。告别了为之战斗了 400 多天的黄冕区人民，告别了朝夕相依、患难与共的全区干部与民兵，奔赴新的战斗岗位。41 年过去了，但我还是经常地想念着黄冕，怀念着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老民兵们！

                                鹿寨县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