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芳﹙1921—1980年﹚原名守月、中萱,中共党员,汉族,鹿寨镇角塘村﹙原雒容县角塘村﹚人,是我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且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革命之一。
1935年前后,林芳在家乡读书时,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其中《社会发展史》一书,对他的影响很深。升入广西省立第四中学后,直接受到进步老师特别是校长魏伯(中共柳州地下党员, 建国后曾任柳州市委书记)的影响,更如暗夜中看到了光明。随着年岁日增,革命思想更为明确。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后,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外消极抗战,对内压制民主,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那时的陕北延安,已成为全国进步青年热烈向往的目标,林芳遂萌发了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念头。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魏校长。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需要,派李克农到广西桂林设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开展统战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联络安排广西的青年学生到延安去上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为广西的将来培养干部。魏校长看到林芳意志坚决,就介绍他去桂林直接找八路军办事处。 1937年底,林芳回家过年。他悄悄与父亲林智庭商量,要去延安参加革命。林芳家有三兄妹,上有一姐,下有一妹,他排行中间,是个独子。林智庭先时不愿意让他去,但他毕竟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见儿子去意已坚,知道拗不过儿子,后来还是同意了。他给了林芳90块银元,让他藏在身上,作为北上延安的路费。大年初二,17岁的林芳与鹿寨街的几个同学,还有龙田村富家出身的林××、李××等人离开了家乡,到了桂林。经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秘密安排,他们一路辗转奔赴延安。路途跋涉的艰辛自不待说,还得冒着被抓捕被杀头的危险。林××、李××二人不知前途如何,心中打起了退堂鼓。到衡阳时,他二人推说钱用完了,不愿往前走了,掉头离开众人转回去了。林芳和几个同伴继续北上,想不到,他们在路上却遭遇了抢劫,身上所带的钱物被抢得一干二净,也只好沿途讨饭还乡。林芳回到鹿寨时,瘦成了皮包骨,身上长满芥疮。他怕父亲阻拦,不敢归家,就悄悄到姑奶家里治疮休养。身体刚复元,他向姑奶要了些钱,又重新上路去延安。一路上,有车乘车,无车步行,他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延安。在延安,林芳考入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并于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直至1945年秋天抗战胜利,林芳一直在延安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工作。他先后任政治宣传员、分队长、政治指导员及教育科长等职。后调战士报社任编辑,与《社会主义好》的曲作者李焕之共同创作了《烽火进行曲》。这首歌当时在延安广为传唱,直到五、六十年代他还时常哼唱。林芳就是当时的笔名,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他还参加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经受了磨练和洗礼。其间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3月,林芳被人诬陷参加“托派”组织。“证据”是他们当年在桂林北上时,得了“托派”的人散发的一本小册子。当时,他们几个小青年根本不知其中原委。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事一时无法辩说清楚,因此,林芳被关进了监狱,戴上脚镣手铐,囚禁了半年。他的两只手腕留下铐出的印痕,直至终生。在审查期间,有一次林芳被押经毛主席住处的窗口,他放声大喊:“毛主席救我!……”这喊声引起了毛主席注意。经甄别审查,林芳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后来毛主席亲自对被审查的同志说:同志们,组织对大家的审查就象妈妈给孩子洗澡,灰锰氧(即高锰酸钾)放得重一点一样。没有什么的,都过去了,大家都是好同志。林芳和大家一样,听了毛主席这番话,都感到一身轻松,精神倍增。能轻装上阵的林芳,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不久,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林芳和一批同志被派往东北执行新的任务。 那时,苏联红军出兵中国,消灭了日本精锐部队“关东军”后,占领着东北,等待中国接收。东北,不仅幅员辽阔,而且物产丰富,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国共两党都争着要去接收。我们必须抢在对方之前,接管刚解放的城市和地区,建立新政府,发展党的各级组织。林芳和战友们急速到达东北后,看到苏联红军把东北的工厂设备当成战利品,大规模地拆下装上一列又一列的火车,运回苏联,他们既觉得心痛,但又很是无奈。在接管敌伪财产时,林芳经手处理了大批的金银财宝,有珠宝、银元、金砖、金条、金叶子。有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把金叶子藏在鞋子里,可林芳半点也不动心。在东北工作期间,他还担任了党报编辑,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和诗歌,也为战士们写过军歌。 解放战争期间,林芳在东北军区第四野战军某部任团副政委、团政委。他们的部队来到内蒙境内的通辽地区,开展剿匪斗争,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成立农会,开展土地改革等工作。当时为了剿匪,组建了一个骑兵连。他带领骑兵连在通辽一带的林海雪原中驰骋,追剿残匪。后来林芳参加了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刚刚结束,部队还未来得及休整,就接到了入关的命令。入关后,林芳参加了平津战役。他们的部队攻打天津时,林泰﹙即电影《英雄虎胆》中曾泰的原型﹚就和他在一起。(林泰是东北吉林人,以前因生活所迫上山当了“绿林好汉”——东北人亦称“胡子”。日本人投降后,他们下山投向共产党的部队,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林泰在天津战役中为摸清天津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况,化装成疯子潜入天津,睡在马棚里,为迷惑敌人吃马粪。就这样,他想去那里敌人也不管他,他顺利的完成了侦察任务。由于睡马棚吃马粪,神经受到极大刺激,以致后来年岁增长后在柳州工作时经常迷迷糊糊的——这些都是题外话。)攻下天津后,林芳把爱人许光安顿在天津住下,即随部队继续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经历了无数的枪林弹雨,总是英勇无畏地冲锋在前。渡江后,部队到了南昌,经过短暂休整,又向广州开进。 解放广州后,林芳所在的部队又沿西江向广西梧州进发,陆续解放了八步﹙今贺州﹚、玉林、平南、桂平、贵县一带地方。在解放广西的战役中,林芳任解放军某师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广西后,他们的部队在苍梧整训,准备挥师广东雷州,进而解放海南岛。这支部队的官兵,大多来自东北和华北。不少连、排干部和战士一来因不适南方水土,二来见全国内陆已经解放,自己家里分了田地,认为革命已经成功,都想回家团聚过安稳日子,闹着要复员。在一次800多名连排军官的集训大会上,有几位首长来做思想动员工作,可讲不上几分钟就被下面的人哄得难以下台。这时林芳赶到了,他拿出个火柴盒,用钢笔在盒上写了三点提纲就走上讲台。当时他还不到30岁,中等个子,文文静静的像个书生。下面的一些军官在议论着:看这个小白脸怎么说,不行又把他哄走。林芳在台上深入浅出的讲了三点,概括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及目前的任务。他说话幽默风趣,入情入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非常入迷,不时发出阵阵笑声,完全改变了先时的气氛。最后林芳挥手问大家:“同志们,我们怎么办?”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大家振臂高呼:“打过琼州海峡去,解放海南岛!”“将革命进行到底!”后来,林芳同志调离部队,到玉林地委任第一任秘书长、地委委员。 1950年初,广西境内土匪暴乱,形势非常严峻。当时的雒容县(雒容、榴江、中渡三县尚未合并为鹿寨县)地处湘桂铁路、桂柳公路和洛清江水道的交汇处,又是柳州的东北门户,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广西大土匪头之一的林秀山就盘踞在中渡、榴江、雒容、象州、金秀一带,十分猖狂。为加强地方领导,1950年10月,林芳调回家乡,被任命为中共雒容县委第一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因为时任雒容县委书记的是一位北方来的年轻同志,不熟悉当地的风土民情,工作开展起来很困难。南下的干部中,鹿寨籍的干部有中渡的张旺民、鹿寨镇的周一峰、周彤、林芳四人。张旺民属“二野”,要往云贵进发,周一峰到了湖南后就奉调去了苏州,周彤任梧州公安局长,所以雒容县委第一书记最适合的人选就是林芳了。林芳是雒容县大龙乡角塘村人,对当地情况熟悉。他到任后,组织和依靠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区、乡人民政权,配合主力部队,很快平息了匪乱。这期间,他正确掌握党在剿匪斗争中的宽严政策,该放的放,该杀的杀。有一次,各区押送了200多人到县里,他严禁打骂,对这些人逐一进行问话调查,详细了解,最后发现这些人大多是土匪的亲属和被土匪牵连的人,本身并无血债和犯罪行为,最后都释放了,只处理了少数几个敌对分子。这一来,被释放的那些人非常感激人民政府,称林芳为“林青天”。这些人为分化瓦解土匪队伍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他们纷纷劝告还在山上为匪的亲人和朋友向政府投降,悔过自新。但是,林芳对那些查实有据的罪大恶极、继续与人民政府为敌的人毫不手软,在他的老家角塘村的大镇屯﹙即现在的鹿寨镇角塘村大镇屯﹚主持公审大会,枪决了大镇村的地主恶霸土匪头子林志美。 1951年6月,成立了鹿寨县。林芳于6月上旬调任柳州地委委员、公安处长。这期间,他的工作重点是到中渡、平山的四十八弄指导公安干警、地方民兵配合广西军区的“黄江”部队﹙广西军区内卫部队﹚追剿残匪。剿匪斗争结束后,林芳调到南宁任桂西壮族自治州公安局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桂西壮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桂西壮族自治州撤消,林芳则调任广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在肃清敌伪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斗争中,生性耿直的林芳怀着对党的热爱,出于公心,对领导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其中提出:应该在党内建立对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进行监督的机构。(如今设立的各级党组织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印证了当年林芳的构想是正确的!﹚他想不到因此在1958年春被划为“右派”,而且是当年广西最大的右派,被开除党籍,调离自治区检察院,工资从11级降到14级,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那几年,他与犯人一同做工,种甘蔗、插秧,不同的是犯人是被强制劳动,他却是自己拼命去劳动。他一心想用汗水来洗刷自己,向党表明心迹。工资降级他不在乎,最令他痛心的是被开除党籍。在蒙冤的日子里,他时常想着争取早日回到党的怀抱。 1963年林芳被批准摘掉右派帽子﹙但不恢复党籍﹚,调到矛桥玻璃厂任厂长。他本是学文科的,对理科知识几乎一窍不通。担任厂长后,为了钻研科学技术,他整天置身于生产车间,有时生产上遇到难题,更是废寝忘食,经常在车间里忙到晚上12点多。渐渐地,他从“外行”变成了“内行”,亲自开发了一款非常美观带白色花片的玻璃杯。还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玻璃制品生产工艺技术革新》的文章。在厂里,他依然像以往一样,无论是对干部还是对普通职工,都以礼相待,和蔼可亲,深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他去世时,所在过的单位好多不管他认不认识的人,都自发地去参加追悼会向他告别。﹚即使在文革期间,由于他一贯为人好、人缘好,工作刻苦拼命,造反派根本找不出批斗他的理由,只是受到例行的挂牌批判,没受什么皮肉之苦。 在蒙受冤屈的日子里,历经沧桑的林芳对党仍然忠心不改,对工作一如既往地任劳任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信念和高尚品质。蒙冤20载的他,终于迎来了历史的春天!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芳终获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副检察长职务,后任检察长。正当他满腔热情地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时,不幸病魔袭来,1980年于南宁病逝。应自治区检察院的要求,鹿寨县“革委会”派韦任良、林润德同志代表家乡人民,到南宁参加林芳同志追悼会。林芳逝世时,年仅59岁。(作者:林柽华)
任职于柳州公安处时的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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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芳﹙1921—1980年﹚原名守月、中萱,中共党员,汉族,鹿寨镇角塘村﹙原雒容县角塘村﹚人,是我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且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革命之一。
1935年前后,林芳在家乡读书时,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其中《社会发展史》一书,对他的影响很深。升入广西省立第四中学后,直接受到进步老师特别是校长魏伯(中共柳州地下党员, 建国后曾任柳州市委书记)的影响,更如暗夜中看到了光明。随着年岁日增,革命思想更为明确。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后,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外消极抗战,对内压制民主,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那时的陕北延安,已成为全国进步青年热烈向往的目标,林芳遂萌发了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念头。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魏校长。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需要,派李克农到广西桂林设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开展统战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联络安排广西的青年学生到延安去上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为广西的将来培养干部。魏校长看到林芳意志坚决,就介绍他去桂林直接找八路军办事处。 1937年底,林芳回家过年。他悄悄与父亲林智庭商量,要去延安参加革命。林芳家有三兄妹,上有一姐,下有一妹,他排行中间,是个独子。林智庭先时不愿意让他去,但他毕竟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见儿子去意已坚,知道拗不过儿子,后来还是同意了。他给了林芳90块银元,让他藏在身上,作为北上延安的路费。大年初二,17岁的林芳与鹿寨街的几个同学,还有龙田村富家出身的林××、李××等人离开了家乡,到了桂林。经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秘密安排,他们一路辗转奔赴延安。路途跋涉的艰辛自不待说,还得冒着被抓捕被杀头的危险。林××、李××二人不知前途如何,心中打起了退堂鼓。到衡阳时,他二人推说钱用完了,不愿往前走了,掉头离开众人转回去了。林芳和几个同伴继续北上,想不到,他们在路上却遭遇了抢劫,身上所带的钱物被抢得一干二净,也只好沿途讨饭还乡。林芳回到鹿寨时,瘦成了皮包骨,身上长满芥疮。他怕父亲阻拦,不敢归家,就悄悄到姑奶家里治疮休养。身体刚复元,他向姑奶要了些钱,又重新上路去延安。一路上,有车乘车,无车步行,他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延安。在延安,林芳考入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并于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直至1945年秋天抗战胜利,林芳一直在延安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工作。他先后任政治宣传员、分队长、政治指导员及教育科长等职。后调战士报社任编辑,与《社会主义好》的曲作者李焕之共同创作了《烽火进行曲》。这首歌当时在延安广为传唱,直到五、六十年代他还时常哼唱。林芳就是当时的笔名,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他还参加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经受了磨练和洗礼。其间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3月,林芳被人诬陷参加“托派”组织。“证据”是他们当年在桂林北上时,得了“托派”的人散发的一本小册子。当时,他们几个小青年根本不知其中原委。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事一时无法辩说清楚,因此,林芳被关进了监狱,戴上脚镣手铐,囚禁了半年。他的两只手腕留下铐出的印痕,直至终生。在审查期间,有一次林芳被押经毛主席住处的窗口,他放声大喊:“毛主席救我!……”这喊声引起了毛主席注意。经甄别审查,林芳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后来毛主席亲自对被审查的同志说:同志们,组织对大家的审查就象妈妈给孩子洗澡,灰锰氧(即高锰酸钾)放得重一点一样。没有什么的,都过去了,大家都是好同志。林芳和大家一样,听了毛主席这番话,都感到一身轻松,精神倍增。能轻装上阵的林芳,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不久,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林芳和一批同志被派往东北执行新的任务。 那时,苏联红军出兵中国,消灭了日本精锐部队“关东军”后,占领着东北,等待中国接收。东北,不仅幅员辽阔,而且物产丰富,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国共两党都争着要去接收。我们必须抢在对方之前,接管刚解放的城市和地区,建立新政府,发展党的各级组织。林芳和战友们急速到达东北后,看到苏联红军把东北的工厂设备当成战利品,大规模地拆下装上一列又一列的火车,运回苏联,他们既觉得心痛,但又很是无奈。在接管敌伪财产时,林芳经手处理了大批的金银财宝,有珠宝、银元、金砖、金条、金叶子。有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把金叶子藏在鞋子里,可林芳半点也不动心。在东北工作期间,他还担任了党报编辑,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和诗歌,也为战士们写过军歌。 解放战争期间,林芳在东北军区第四野战军某部任团副政委、团政委。他们的部队来到内蒙境内的通辽地区,开展剿匪斗争,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成立农会,开展土地改革等工作。当时为了剿匪,组建了一个骑兵连。他带领骑兵连在通辽一带的林海雪原中驰骋,追剿残匪。后来林芳参加了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刚刚结束,部队还未来得及休整,就接到了入关的命令。入关后,林芳参加了平津战役。他们的部队攻打天津时,林泰﹙即电影《英雄虎胆》中曾泰的原型﹚就和他在一起。(林泰是东北吉林人,以前因生活所迫上山当了“绿林好汉”——东北人亦称“胡子”。日本人投降后,他们下山投向共产党的部队,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林泰在天津战役中为摸清天津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况,化装成疯子潜入天津,睡在马棚里,为迷惑敌人吃马粪。就这样,他想去那里敌人也不管他,他顺利的完成了侦察任务。由于睡马棚吃马粪,神经受到极大刺激,以致后来年岁增长后在柳州工作时经常迷迷糊糊的——这些都是题外话。)攻下天津后,林芳把爱人许光安顿在天津住下,即随部队继续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经历了无数的枪林弹雨,总是英勇无畏地冲锋在前。渡江后,部队到了南昌,经过短暂休整,又向广州开进。 解放广州后,林芳所在的部队又沿西江向广西梧州进发,陆续解放了八步﹙今贺州﹚、玉林、平南、桂平、贵县一带地方。在解放广西的战役中,林芳任解放军某师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广西后,他们的部队在苍梧整训,准备挥师广东雷州,进而解放海南岛。这支部队的官兵,大多来自东北和华北。不少连、排干部和战士一来因不适南方水土,二来见全国内陆已经解放,自己家里分了田地,认为革命已经成功,都想回家团聚过安稳日子,闹着要复员。在一次800多名连排军官的集训大会上,有几位首长来做思想动员工作,可讲不上几分钟就被下面的人哄得难以下台。这时林芳赶到了,他拿出个火柴盒,用钢笔在盒上写了三点提纲就走上讲台。当时他还不到30岁,中等个子,文文静静的像个书生。下面的一些军官在议论着:看这个小白脸怎么说,不行又把他哄走。林芳在台上深入浅出的讲了三点,概括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及目前的任务。他说话幽默风趣,入情入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非常入迷,不时发出阵阵笑声,完全改变了先时的气氛。最后林芳挥手问大家:“同志们,我们怎么办?”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大家振臂高呼:“打过琼州海峡去,解放海南岛!”“将革命进行到底!”后来,林芳同志调离部队,到玉林地委任第一任秘书长、地委委员。 1950年初,广西境内土匪暴乱,形势非常严峻。当时的雒容县(雒容、榴江、中渡三县尚未合并为鹿寨县)地处湘桂铁路、桂柳公路和洛清江水道的交汇处,又是柳州的东北门户,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广西大土匪头之一的林秀山就盘踞在中渡、榴江、雒容、象州、金秀一带,十分猖狂。为加强地方领导,1950年10月,林芳调回家乡,被任命为中共雒容县委第一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因为时任雒容县委书记的是一位北方来的年轻同志,不熟悉当地的风土民情,工作开展起来很困难。南下的干部中,鹿寨籍的干部有中渡的张旺民、鹿寨镇的周一峰、周彤、林芳四人。张旺民属“二野”,要往云贵进发,周一峰到了湖南后就奉调去了苏州,周彤任梧州公安局长,所以雒容县委第一书记最适合的人选就是林芳了。林芳是雒容县大龙乡角塘村人,对当地情况熟悉。他到任后,组织和依靠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区、乡人民政权,配合主力部队,很快平息了匪乱。这期间,他正确掌握党在剿匪斗争中的宽严政策,该放的放,该杀的杀。有一次,各区押送了200多人到县里,他严禁打骂,对这些人逐一进行问话调查,详细了解,最后发现这些人大多是土匪的亲属和被土匪牵连的人,本身并无血债和犯罪行为,最后都释放了,只处理了少数几个敌对分子。这一来,被释放的那些人非常感激人民政府,称林芳为“林青天”。这些人为分化瓦解土匪队伍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他们纷纷劝告还在山上为匪的亲人和朋友向政府投降,悔过自新。但是,林芳对那些查实有据的罪大恶极、继续与人民政府为敌的人毫不手软,在他的老家角塘村的大镇屯﹙即现在的鹿寨镇角塘村大镇屯﹚主持公审大会,枪决了大镇村的地主恶霸土匪头子林志美。 1951年6月,成立了鹿寨县。林芳于6月上旬调任柳州地委委员、公安处长。这期间,他的工作重点是到中渡、平山的四十八弄指导公安干警、地方民兵配合广西军区的“黄江”部队﹙广西军区内卫部队﹚追剿残匪。剿匪斗争结束后,林芳调到南宁任桂西壮族自治州公安局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桂西壮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桂西壮族自治州撤消,林芳则调任广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在肃清敌伪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斗争中,生性耿直的林芳怀着对党的热爱,出于公心,对领导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其中提出:应该在党内建立对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进行监督的机构。(如今设立的各级党组织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印证了当年林芳的构想是正确的!﹚他想不到因此在1958年春被划为“右派”,而且是当年广西最大的右派,被开除党籍,调离自治区检察院,工资从11级降到14级,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那几年,他与犯人一同做工,种甘蔗、插秧,不同的是犯人是被强制劳动,他却是自己拼命去劳动。他一心想用汗水来洗刷自己,向党表明心迹。工资降级他不在乎,最令他痛心的是被开除党籍。在蒙冤的日子里,他时常想着争取早日回到党的怀抱。 1963年林芳被批准摘掉右派帽子﹙但不恢复党籍﹚,调到矛桥玻璃厂任厂长。他本是学文科的,对理科知识几乎一窍不通。担任厂长后,为了钻研科学技术,他整天置身于生产车间,有时生产上遇到难题,更是废寝忘食,经常在车间里忙到晚上12点多。渐渐地,他从“外行”变成了“内行”,亲自开发了一款非常美观带白色花片的玻璃杯。还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玻璃制品生产工艺技术革新》的文章。在厂里,他依然像以往一样,无论是对干部还是对普通职工,都以礼相待,和蔼可亲,深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他去世时,所在过的单位好多不管他认不认识的人,都自发地去参加追悼会向他告别。﹚即使在文革期间,由于他一贯为人好、人缘好,工作刻苦拼命,造反派根本找不出批斗他的理由,只是受到例行的挂牌批判,没受什么皮肉之苦。 在蒙受冤屈的日子里,历经沧桑的林芳对党仍然忠心不改,对工作一如既往地任劳任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信念和高尚品质。蒙冤20载的他,终于迎来了历史的春天!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芳终获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副检察长职务,后任检察长。正当他满腔热情地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时,不幸病魔袭来,1980年于南宁病逝。应自治区检察院的要求,鹿寨县“革委会”派韦任良、林润德同志代表家乡人民,到南宁参加林芳同志追悼会。林芳逝世时,年仅59岁。(作者:林柽华)
任职于柳州公安处时的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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