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冕剿匪的日日夜夜

• 王应常遗作

奔赴黄冕  准备战斗

　　1950年3月下旬，县委调我去黄冕区担任工书记、副区长（三个月后升区长）兼黄冕乡乡长。 黄冕距离鹿寨60华里，3月前南下途中，我曾在那儿的旧乡政府内住过一宿。2月底3月初，还写过两篇黄冕区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和减租退押斗争的稿件，发在《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刚调回县的黄冕乡乡长陈立亨同志给我介绍过这里的情况。全区东南与龙江接壤，西南与镇江乡相邻，北接北寿。湘桂路自波寨入境，经大端、黄冕、幽兰三站，直下新村、鹿寨，将辖区土地剖为东西两半。洛清江依傍铁路线，自北蜿蜒向南，直向下游鹿寨、雒容流去，汇入柳江。区政府设在江西岸的黄冕镇，辖黄冕、永安两乡。黄冕乡有慎言、慎业、慎恭、慎思、慎敏、德化6个行政村和黄冕镇的和平、博爱两条街。区政府与黄冕乡政府一起设在原旧乡政府所在的一座破旧的五通庙内，前临和平街，背靠洛清江。全区地势除江岸有些小平原外，大部份为丘陵及山地。 短短的火车路，一个小时就到了。黄冕站驻着解放军的一个营部和一个连队。他们的任务是护路，也是支持地方剿匪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径直向驻军营部走去。营长和教导员见我这样一个戴着眼镜，穿着斜纹布绿色军装，背着背包，挎着手枪的年轻人，客气地让座、倒茶。我简要地说明身份，对部队在这里护路、支持地方工作，代表县、区政府表示感谢和慰问。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情感，使我们初次见面即成了同志、兄弟。接下来几次抽调队伍配合我们入山剿匪，当区政府遭土匪袭击时，他们又及时给予支援。我们亦动员组织铁路沿线村庄的民兵，参加护路，给部队以有力的帮助。 来到区政府，时已近午。同志们都出来和我见面。他们是民政助理陈圣星、财粮助理李皓瞳、副乡长黄奇、工作员梁明通（后来的公安员）、梁彦采（后来的黄冕镇长）、韦彩任（若干年后的鹿寨副县长）、邓岳云等。其中陈李两人是在北平随傅作义起义的青年军事人员，黄奇为本镇人参加过抗日活动，其他都是刚参加工作的。 下午大家给我介绍了区里最近的情况，又和小学校长钟月廷、副校长廖大光、教师李青、商人海永琪等社会上支持我们的人见了面。接着，我便请熟悉这里乡土人情的韦彩任同志带着我，去博爱街尾白家园去找贫雇农兄弟，和他们交朋友。从拉家常开始，谈生活，问生产，感情迅速接近起来。农会主席胡元瑞、民兵黄子茂、黄子秀、吴大贵、伍大苟、许明生、胡海金等十几个人，都在旧社会受苦很深，积极靠拢党和人民政府，切盼真正翻身。但一些人眼见地主恶霸势力尚存，土匪的造谣威胁犹在，彷徨忧虑，正不知如何办才好。从到黄冕的那天傍晚起，我便与彩任同志一道，一家一家走访谈心，又把大家请到胡元瑞家一起商量翻身大计，被称为黄八哥的黄子茂，是民兵队长。他胆大气粗，首先发言：“我是不怕死的，但我们白家园孤零零的隔在街外，连一杆枪也没有，不是等着土匪来割头吗？政府发不发枪？有了枪，我们就敢大胆干！”民兵们齐声赞同，说是手里有了枪杆子，才硬得起腰杆子。我说：“这枪杆子从哪里来？解放军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弄到枪支呢？比如说，这里的地主商人有没有枪支？你们对这个是很清楚的。”话没说完，他们就嚷开了：“地主商人的枪可以要吗？”我说：“怎么不可以呢？地主的土地财产，土改时都要没收过来分给你们，枪支为什么不可以要呢？地主的枪可以收缴，商人的枪可以先打借条。先把他们的武器拿过来，一可以武装我们，二免得他们拿去支援土匪。地主没有枪，也就没有那么威风了！” 几天后，黄子茂带着民兵兄弟，逐家收缴了张大狗、张小狗、游氏两兄弟及白某某等几家地主、商人的枪支，武装了自己。在收枪中，他们跟地主撕破了脸皮，面对面地斗争，斗志昂扬，态度坚决。后来，我又从县里要来一挺机枪，加强他们的火力，由身强力壮的吴大贵作机枪手。在土匪暴乱后的400多天的艰苦剿匪斗争中，这支民兵始终同我们战斗在一起。和平街的民兵亦以博爱街的民兵为榜样，收缴了这条街的地主枪支。我打电话向李云亭政委汇报这一情况，他对此十分肯定。次日，我即赶往慎恭村的大端河屯，同在那里的梁明通、邓岳云两同志商量，发动那里的民兵收缴枪支。但是，枪支还远远没有收完，全县范围的土匪暴乱即发生了！

土匪暴乱  艰苦斗争

　　3月底到4月初，土匪在全县暴乱，到处破坏农会，攻打区乡政府，残杀农会干部及我工作队干部。我武装力量薄弱的几个乡政府被迫撤到寨沙、鹿寨镇。全县有三分之二的农村一时为土匪控制。成份原本不纯的县大队，有部份人员投奔土匪。没有经过斗争锻炼的农会、民兵组织，大部份瓦解。王廉泉副县长在寨沙到政府旁边百余米的道路上行走，亦被土匪埋上的地雷炸伤。一时间，乌云翻滚，形势严峻。 黄冕的土匪暴乱，以慎言村的农会正副主席梁昌远、巫剑彰被惨杀首开其端。全区农会干部、民兵积极分子一下子被杀害16人，枪支被夺走50多条。各村农会基本瘫痪，有的表面与我应付，暗地与匪通气；有的公开投匪。这些农会干部多半是解放时一哄而起的流氓投机分子，风向一变，他们亦跟着变了。如和平街的农会主席黄友贵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旧社会好吃懒做，嗜赌贪杯，无正当职业。刚解放，非常积极，土匪一暴乱，他就经不住威胁利诱，替土匪造谣惑众。 当时，区干部与博爱、和平两街的民兵，总共只有20多条枪。后来成立的区中队，亦不过30多人。而时常威胁骚扰广大农村的廖中立部和潘海金、潘彩荣部两股土匪，即达400余人。幸好黄冕、幽兰车站驻有护路部队，区乡政府的安全才得到一些保障。面对严峻形势，我和大家想出了三条对策：一是开展宣传，稳定人心。出黑板报、张贴报纸、召开群众大会，针对土匪谣言，进行驳斥。二是狠抓情报，通过各种社会力量，依靠农民积极分子，特别是受害农民家属，了解匪情，争取部队进剿，打开沉闷局面。4至7月初，我们先后对活动于桐木、田寮、里定、古赏、金盆、古云等村及永安乡政府西面某处之土匪，主动进击多次。由于土匪耳目较多，我们扑空多捕获少，但亦给敌人造成威胁。三是构筑防御工事，发动街民在两个炮楼处的街口及通向中渡的街口修建栅门。白天开放，晚上封闭，整夜站岗放哨。干部、民兵混合编组，小学教师李青等亦参加了这场自我保卫的斗争。我与陈圣星、黄奇等分工查哨，鼓舞士气。这种闭门防守，在匪乱初期，对稳定人心，有些作用。但它是被动消极的，敌人则趁机夜间在外围大胆活动，以致西面两三里外的桐木村、对河火车站旁边的山脚村，不时有土匪窜来。后来我们变消极防守为积极进攻，被动局面才逐步打破。 4、5月间，正值春耕时节，农民不敢去街外耕作。我们及时组织了武装变工队，动员农民换工互助，用武装掩护生产，保卫春耕。除留梁彦彩看守机关外，我同区工作人员都到田间地里和群众一起劳动。枪支架在田边地角，轮值一两人放哨，有匪警即拿起武器作战。开始在镇的附近进行，后来扩展到8里、10里外的大马村、三里屯、矮山村等地，帮助被害农民家属抢插水稻。慎言村田寮屯被匪杀害的农会正副主席的妻子梁大嫂、巫大嫂家的田，一直未犁耙耕种，回村的恶霸土匪头子韦思俊、韦治泰威胁群众，不准帮她两家插田。我得知情况，立即同铁路驻军联系，争取到一个连，配合武工队，于5月25日凌晨奔袭20里外的田寮。韦匪熟悉地形，乘黑夜逃走了。我们和部队的指战员及当地的一些村民，将两家丢荒的田速犁速耙，边耙边插秧。后来，以区政府和农会的名义，给部队送了一面锦旗。 抗美援朝战争暴发，匪特活动再次猖獗。五通庙防守条件差，我们将政府暂时搬到地主张仲衡的空宅内。这时，李云亭政委给我指出：要进一步改变夜间单纯在内防守方式，采取内部防守与外围加强活动相结合的方法，积极扩大影响，同土匪争群众，争地盘，把敌人从江两岸、铁路两侧附近的村庄逐步挤出去。我立即同区中队长黄陀、民兵队长黄子茂及黄奇、陈圣星、李皓瞳等同志商量，组成两支人马，一支留守黄冕，照样放哨站岗；一支乘夜机动出击，不定时，不定向，或黄昏进村，半夜又走，或半夜进村，黎明即出，或躺在铁路边，或借住群众家，或召集群众作宣传，或突袭匪首的家。这样，悄然到来，悄然离去，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动向。这一着果然有效，我们的活动天地逐渐扩大，敌人的骚扰区逐渐缩小。当时的这种主动出击，还是防御性质的，以进攻求防御，争取时间，等待大部队剿匪时机的到来。 初秋，我们侦知东北部的瑶山有廖中立股匪在活动，县里出动了4个连兵力，星夜赶到黄冕车站，由我带着武工队和民兵配合进山。瑶山山高密林，村落稀疏僻远。入山后遇到连天秋雨，我们的衣服都湿了，满身泥水。由于敌人在黄冕藏有暗探，我们在瑶山多处奔袭，连续3天竟无多大收获。西岸的敌人却趁区政府空虚，乘夜打进了黄冕镇。精干的民兵都随部队进山了，博爱街炮楼由许明生、伍大苟两个民兵守着。土匪在炮楼下喊话：“王区长都被我们抓住了，你们赶快投降吧！”一边喊话，一面装扮着殴打“王区长”的声音。两个民兵听了好笑：“王区长带了大部队进山，土匪怎么会在这里抓到他？呸！骗我们的！”他俩连打两枪，拒绝了敌人的诈骗。包围和平街的土匪，也向炮楼胡乱打枪。刚分配来黄冕的河南人王邦治，正同另一个民兵守着这个炮楼。他是个有经验的枪手，从炮楼枪眼向楼下打了一枪，便听到“哎哟”一声，一个土匪倒了下来。这时，车站的部队听到枪声，知道发生了匪情，立即吹起了冲锋号，连打了几发迫击炮弹。乌合之众的土匪以为解放军打过来了，抬着受伤的土匪，一溜烟跑了。 从瑶山回来，我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决心消灭土匪的暗探特务。不久即抓获了一个暗藏在镇上专门向土匪送情报的敌人，报县批准，经人民法庭公审枪决。又一次，我同公安局长高继升配合部队在古云、半山剿匪。在半山的一间破屋里，土匪廖中立正和几个匪徒煮饭吃，发现我们，慌忙边打枪边逃跑。民兵人太少，大部队还在后头，让他们溜掉了。民兵们正在懊恼，忽见通向山脚道路的拐弯处闪出一个人来，头戴斗笠，挑着两大箩米，吃力地向山上走。这人猛抬头，看到剿匪部队，惊慌失色，转身就想下山。民兵把他拦过来问话，他吱吱唔唔，不肯实说。民兵一搜，在米箩里找到一封廖中立派他去卜月村筹粮的信。原来这家伙是匪部军需主任，刚强要了老百姓的粮食挑上山，就被我们活捉了。 镇压了匪特，活捉了匪军需主任，大大振奋了干部、民兵的斗志，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从1950年4月到12月，我们配合部队主动奔袭敌人10多次。

剿匪胜利  告别黄冕

　　1950年11月10日，毛主席电示广西省委，限在1951年5月1日前消灭全省股匪。我们抓住解放大军于1951年元月初重点进剿大小股匪的有利形势，开展宣传攻势，抓紧清匪反霸。经人民政府批准，组织人民法庭，公审和处决已被我捕获的罪大恶极之匪霸、惯匪。第一次公审大会在黄冕小学广场举行，公审杀害慎言村农会正副主席的韦匪思俊、杀害三里屯农会干部的陈匪亚有等。公审前，先设灵公祭全区被土匪杀害的农会干部及民兵，将准备公审的罪犯押跪灵前。我担任主祭，泣读祭文，表示决心彻底肃清土匪，为死者报仇，为生者求翻身。接着开庭公审，苦主的悲声泣诉，引起全场一片哭声，民兵不断发出要求枪毙罪犯的吼声。我作为庭长，代表法庭宣判，予以枪决。匪霸低头伏法，群众欢声震天。会后，全区清匪反霸形势迅猛发展。 2月底，我大军进剿大小瑶山的战役胜利结束，残匪、惯匪纷纷逃往黄冕以西的中渡、百寿、柳城、融安交界处的四十八弄，与盘踞在那里的匪桂中军政区司令何次山、副司令向天雷等股匪汇合。四十八弄是广西土匪的最后一大巢穴。我军在剿灭大小瑶山土匪，捕获林秀山、古少镛等大匪首后，马不停蹄，立即从四面八方扑向四十八弄。黄冕区根据整个战役部署，担负着封锁境内洛清江江面，清剿溃逃残匪，防止其渡江东窜的任务。我将区乡干部及区中队分成两支队伍，一支管面上的清匪、宣传工作；一支负责发动洛清江西岸各村农会、民兵、儿童团封江拦路，设卡放哨。重点放在慎业村的里定、上西游、中西游、下西游一带，所有的竹筏、渔舟、渡船都控制起来，白天晚上严加巡防。 3月下旬，黄冕区迎来了解放军九四五支队工作队20余人，由支队保卫科长吴银慧率领，配合区里，在沿中渡边界上的慎言村上下七八个自然屯，与永安乡的盘龙、百花寨一带，建立起一条更靠近前线的新的封锁线，以堵击、捕捉自西部几处山口东窜之匪。指挥部设在改江村，并迅速把电话线从黄冕拉到改江。群众的斗争热情高涨，报告匪情的人不断来到指挥部。一批批匪俘被押往黄冕、鹿寨；一支支缴获的钢枪，加强了民兵的火力。惯匪、匪霸，由县委迅速批准，就地组织人民法庭公审枪决。但一些凶恶的顽匪尽管日暮途穷，仍然负隅顽抗，清剿中还不时要付出代价。一天夜里，百花寨民兵来报告，该村逃回一个叫韦中权的土匪团长，半夜进村讨饭吃。此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过校级军官，很会打枪。我们立即带队赶去，将他包围在一片油茶林中，喊话促降。此夜月色朦胧，敌从暗处窥我甚明，我们向茶山望去却迷朦不清。当喊话无效，我部队两个战士见茶林某处突然摇动，急着端枪冲进去时，先后被韦匪开枪击中，一位负伤，一位牺牲。韦匪利用他谙熟的地形，逃脱了。不久，他走投无路，才带着我军散发的自首投降从宽处理的布告，向我自首。人们恨得咬牙切齿，想立即枪毙他。但我们的政策还是保护了他，竟得免于枪决。另一土匪副师长潘彩荣，亦曾任国民党的上校团长，此时从四十八弄昼伏夜窜，回到慎言村家里。饥饿疲劳，抵抗不及，一下子就被村上民兵捉来指挥部报功。 四十八弄的剿匪战役，在4月下旬胜利结束。九四五支队工作队即将离开黄冕归队。我第一次在五通庙内区政府大厅（这时区政府已迁回这里办公），为他们及区中队、区干部、民兵骨干庆功，亦为他们饯别。县委组织部长曹建勋专程自鹿寨赶来，代表县领导向他们祝贺。 重点剿匪工作胜利结束以后，全区工作立即转入一面继续清匪反霸，一面整顿农会、民兵，加速小乡政权建设方面来。 一天，接县里通知，上级人民法院已批准，将黄冕区抓到的大匪首潘彩荣公审枪决。公安局将潘匪押到区后，单独关在大厅木囚笼内。负责看守的区中队战士就睡在木笼上面的楼板上。在公审前的一天晚上，潘匪竟带着脚镣，弄坏木笼，打开区政府后面通向河边的门户逃跑了！我即动员全区群众又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搜山清匪，连妇女儿童都出动了。估计潘匪逃走不会太远，我们把搜查重点放在洛清江两岸距离区政府不远的地区。一时，漫山遍野，到处是红旗，到处是喊声。下午5点，大马村民兵飞跑着来报告喜讯——他们村里一个割草的妇女在草丛中发现了潘匪。潘匪没有挣脱脚镣，肚内又饥饿难忍，正躺在草丛中想等天黑再逃。他向那位妇女求情告饶，那妇女却高声呼叫附近的民兵，将他再次捉拿归案。 当晚在圩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我盛赞全区人民的积极勇敢和热情，认真检讨了自己的工作失误。说到恳切处，忍不住落下泪来。开完会，我又打电话向县领导汇报了当天发生的事件，请求给予处分。接着连夜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的稿件，投给《广西日报》，希望别的地方引为鉴戒。这是我第一次写批评稿，也是第一次作公开的自我批评。 初夏的一个上午，县里派来了一个由张丽华同志率领的武工队，协助我们开展小乡政权建设工作。6月下旬，武工队胜利结束了桐木、岭头两个小乡的政权建设，返回了鹿寨。一份调我回县委工作的通知也即送到了黄冕。我在这里与群众同甘共苦，一起战斗了460多天，情感甚深。消息一传出，群众即酝酿要为我设宴饯行，并要欢送我到火车站乘车。我决定不兴师动众，不坐火车，而是悄悄坐船从水路回县。刚好前一天我已安排梁明通同志雇了一条木船，要将剿匪中缴获的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装好，准备运回县。这船就靠在区政府后屋下的挑水码头。于是我一大早就同梁明通同志及两个民兵下了船，依旧穿着一年前来时那套旧军装，背着一年前来时的旧背包，向区里的几位同志叮嘱握别，随即解缆南下。 别了，为你辛勤战斗了400多天的黄冕！别了，长期同风雨、其酸甜的战友同志！我站在船头，心潮澎湃。当初，土匪曾悬赏30担谷子买我的人头，而今，我却在剿匪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看到的却是土匪的灭亡，人民政权的巩固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