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歌岁月旧屐痕
——鹿寨农村工作回忆录
大龙征粮
1950年2月,我和黄尚达、小蒋三人在原雒容县大龙乡金鸡村征粮支前。当时,雒容刚刚解放,乡、村两级人民政权尚未建立。因此,乡、村公务仍由国民党委派的伪乡、村长管理。金鸡村的伪乡长姓孙,30多岁,家住金鸡屯,为人还算老实正派。我们入村后,在他的帮助下,采取大会、小会、个别访问的方式,向村民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宣传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宣传了征粮的目的以及“粮多多出,粮少少出,无粮不出”的征粮政策。同时,还摸清了各户土地占有和粮食产量等情况,并在依靠贫苦农民的前提下,组成了公粮“评议小组”。然后,经过自报公议,“三评三议三榜”,把全村的公粮任务评定到户,而且立即按“先大户,后小户”的次序开始送粮入库。 金鸡村开始送粮入库后,我们三人又被派去秀水村征粮。临行时,中共雒容县委组织部部长张金城叮嘱我们:秀水村地处雒容、中渡两县边界,情况复杂,民风骁悍,要我们入村后提高警惕,要与留用的伪村长同吃同住,不要单独行动,不要随便向人透露行踪。我们走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发了一枝七九步枪和20发子弹,以防万一。我们谨记张部长的教导,到秀水村后,三人行影不离。在公粮评定到户后,伪村长一再向我们打听“去留”情况,我们都没告诉他。直到送出了第二批公粮,我们才悄无声息地离开秀水,取道东塘村返回了雒容县城。之后,不出半月,大龙乡工作队员欧阳景明、石显德两同志到秀水催粮,竟被秀水村匪首莫秀梅杀害于往返鹿寨镇之半道上。嗣后,莫秀梅被我县大队活捉,并在雒容县城枪决(详见《文史资料》第七辑)。
运江反霸
1950年秋末,经重点剿匪后,雒容境内之股匪已基本肃清。剿匪工作进入了“清匪反霸”阶段。当时,我还在运江乡(今属象州县)参与公审、处决运江乡最大的匪霸杨省堂、韦善谋。 杨省堂,运江乡新运街人,早年在国民党正规军干过营长,解甲回乡后,横行乡里,无恶不作。1949年12月雒容解放后,他知道末日将至,即与雒容大龙乡二兴村大匪首林秀山勾结,出任匪桂中军政区126军第三师师长,纠集匪类600多人枪,攻打我运江乡人民政府,杀害我工作队员廖启福、潘子敬两同志,罪大恶极,民愤极大。 韦善谋,40多岁,运江乡马兰洞人,曾任伪雒容县朝庆乡(今属象州县)乡长。马兰洞乃雒容、象州两县界地,地处偏僻。韦善谋以土皇帝自居,独霸一方,欺男霸女,巧取豪夺,当地百姓畏之如虎,称之为“朝庆王”。1949年底,雒容县解放之初,县人民政府为了“统战”,曾由县长周春鸣签发委任状,致书韦善谋请其出任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长。韦不仅不从,反而投靠大匪首林秀山,任匪团长,与人民为敌,还企图杀害我奉命请其出任民政科长的运江乡民兵中队指导员蒋满春、中队长钟有声两同志,亦属罪大恶极。 杨、韦两霸,在重剿中皆为我驻象州县的剿匪部队437团捉获,并押回运江公审、处决。参加公审大会的群众在万人以上,我担任司仪。受两霸之害的苦主,争先恐后地上台痛斥两霸罪行,诉至伤心处,竟泣不成声,群情为之愤慨。经验明正身,两霸被当场处决,大快民心!
长塘“双减”
在运江乡的“清匪反霸”后期,我和王贵庭(后调县公安局工作)到长塘村(今属象州县)搞减租减息。当时,长塘村已经成立农会,主席是一位40岁上下的中年妇女,名叫蔡玉珍。我和王庭贵住在她家的耳房,也在她家吃饭。长塘村有40多户人家。最大的地主叫谢锡九。我们入村之前,谢锡九由于害怕罹上通匪的罪名,早已携全家出逃,不知去向。因此,农会便用他那三间两座两回廊的青砖屋来办公、开会。他遗下的家私和三、四千斤稻谷,亦由农会代管。经农会会员讨论,将其一部分稻谷,由农会按“双减”政策退还给谢的佃户,一部分代谢交了公粮,剩余的充作农会经费。我们在长塘村搞的是“和平”双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夜夜开会,或者开三五户人家的“串联会”,一次又一次地讲共产党的革命宗旨、革命历程,讲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讲全国解放和广西的剿匪形势,提高群众觉悟,以迎接土地改革。 顺便说一句,长塘村是个好地方,村旁有条河,沙坝是一大片肥沃的洲畲。村民多在洲畲种红籽西瓜。我们在长塘村时,正是红瓜子收获的季节,洲畲上天天都有人“踩瓜”。长塘村的红瓜子,以籽大色红肉厚而驰名,经运江水路远销广州、香港等地。长塘村没有多少水田,村背的黄土坡多是贫瘠的旱地。每年,村里人都用这些坡地种植耐旱的“糁子”。村里的贫苦人家,一年四季以“糁子”为主粮。我们在蔡玉珍家住了半个多月,几乎见天吃的都是“糁子粥”。
七区土改
1951年,雒容、中渡、榴江三县与修仁四排等部分乡村合并成立鹿寨县。1952年元月,我在鹿寨第七区(导江)都莲乡都莲村(今属象州县)参加土地改革。我扎的土改“根子”叫韦世清,是一位40多岁的单身雇农。据他说,他的祖上原也有几块田的,只因1946年打跑日本鬼后,都莲闹饥荒,他父亲借了本村地主韦德辉的高利贷还不起,田就归了韦德辉。他父亲过世后,他一直给韦德辉打长工、短工生活。此时,他家只有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草屋。屋子里,有一张用圆木支撑的芒编床。床上那张破草席下,铺着一层稻草。床头有一个泥巴糊起的小火灶,两只旧木桶、一口小鼎锅、一口小扒锅、三四只粗瓷碗。这些东西,就是他的全部“财产”。我在他家“扎根”后,白天与他同吃辣椒盐送“稀溜子”——见不到米粒的稀粥;晚上和他同睡在那张芒编床上,同盖那张又黑又硬,还穿了几个洞的破棉胎。我和他同吃同住了五、六天,他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串连、诉苦、挖穷根、揭露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罪行,都表现得十分积极。因此,在成立农会时被选为副主席。也是由于这次“扎根”,才使我感受到,在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贫苦农民过的竟是如此艰难的生活。 在七区的土改后期,我又被派去佛子乡接替该乡工作队长练石生的工作。这时,土改已进入斗争、清算、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五大财产”(即土地、耕牛、农具、房屋、浮财)阶段。这这个阶段里,七区在导江街召开了一次全区12个乡群众参加的万人大会,并在斗争大会上枪毙了坚持反动立场的江口乡大地主张瑶(女)、都莲乡恶霸地主韦德辉。从而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为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五大财产”,逐步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洛埠复查
1952年春,鹿寨县以六区(雒容)为试点,开始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我被分到洛埠乡(今属柳州市)任工作组副组长,六区副区长蔡菩庵为组长,组员有韦林、潘光岚、吴斌(女)、谢银月(女)等人。 洛埠乡辖区不大,但城乡交汇,半村半街,有商人、工人、街民、农民,成份复杂,而且还是雒容县大官僚恶霸地主何次三的老巢,匪顽势力深远。(何次三于1950年与何宗钊组织反共救国军桂中军政区,自任司令,煽动武装暴乱。1951年4月被我剿匪大军在鹿寨四十八弄地区击毙。) 我们进驻洛埠乡之前,洛埠乡已建立了农民协会、工人协会、商会等组织,委员有龙玉珍(女)、陈登科、吴大嫂(女)、吴发才、何翠屏(女)、张坤生、秦光裕等。何日燊任乡长。 我们在洛埠乡复查的任务是:一查阶级,二查组织,三查觉悟,四查土地分配等等。经过十几天的访贫问苦和大会小会的发动,没有查出错化成份、组织不纯、土地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只是有少数人反映乡长何日燊经济不清,而且没有与地富反坏划清界线。为此,工作组决定撤销其乡长职务,并组织群众对他进行了一次大会批斗。 洛埠乡的土改复查工作结束后,工作组为了使洛埠今后少出问题,经请示县委同意,将工作组员韦林留在洛埠任乡长,潘光岚任洛埠小学校长、谢银月任小学教导主任。土改复查工作在全县铺开时,我仍回七区(江口)任新安乡工作组长。
六合办组
1953年夏季,我在七区(江口)六合乡办互助组。在此之前,六合乡的各村屯都有过“亲帮亲”、“邻帮邻”的临时性互助。但因在互助中,没有解决好劳动力、畜力强弱的互利问题,互助了一阵子就停止了。我了解这个情况后,即以德建村谭绍生互助组为重点,经过组员多次座谈、讨论,决定采用“评工记分,按劳取酬”的方法,解决互助中的强弱互利问题。这个办法在谭绍生互助组实施后,反映良好。“以点带面”,是当时农村工作的基本方法之一。因此,我很快就召开了各村屯的互助组长座谈会,介绍和推广谭绍生互助组的做法和经验。会后枫木村的黄汉民、黄坪村的吴秀英、大井村的梁体彩、德建村的丘达朝等互助组都借鉴谭绍生互助组的做法,恢复了互助。这一年,参加互助组的农户,由于得助于“群力群策”,既能不误农时,又能互相交流、借鉴生产经验,推广良种良法。因此,农作物的收成比未参加互助组者均有增加,从而引导了互助合作化的发展。 趁此,顺便说两件题外事:其一,六合乡田少山多,山地肥沃,村人多垦山种植木薯、大薯,以弥补口粮之不足。大薯的个体常在八、九斤上下,收成极好。我在谭绍生家住了两个多月,一日三餐皆以大薯充饥。其二,六合枫木村有个匪首叫钟华英,手下有匪徒五十多人。解放前,常在柳江横濑滩抢劫汽船,又在桂柳公路三门江十二湾和雒容了旺村等路段打劫汽车,还在柳州河南抢过金铺。解放后,与林秀山勾结,任林匪126军副军长。重剿时漏网,藏匿于六合的荒山洞中,直至我在六合办互助组时,才被我剿匪大军某“飞行小组”在六合鸡公山发现、击毙。
冲口建社
1954年春,七区(江口)丹竹乡冲口村以叶振权为首,自发组织了农业社。县委知情后,决定作为五个试办社之一。(其它四个试办社为中渡区朝阳村宋家甫社,高椅村陶昌乐社,雒容区半塘村张宗盛社,寨沙区官庄村陈瑞献社。)立即组成工作组进驻冲口积极引导。工作组长为廖孝赞、副组长为肖坤厚、沈光明,组员有杨如德、李媛英、张XX(县农业技术员)等人。工作组入驻冲口约半个月,廖因被提升为城关区委副书记,肖因被提升为平山区区长,同时离开冲口村,工作组由沈任组长。 驻冲口初级农业社工作组的工作主题,概而言之只有六个字,即巩固、提高、发展。细言之,则是一抓思想、组织建设,二抓生产管理,三抓财务管理。因此,工作组一入村,即组织社员学习、讨论,民主选举了以叶振权为社长、以叶大贤、许锡光、林昌新、叶明忠、叶大妹等人为委员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同时提出“以社为家”、“爱社如家”的口号,结合生产、生活实际,经常性地向社员进行“爱国主义”、“集体广义”思想教育。在生产管理上,主要是通过年度生产计划的制定,落实“水肥种管密”等先进农业科技措施,以促进增产;在财务管理上,即经过民主讨论,落实收提留(组织再生产资金)比例、劳资(劳即投稿劳力;资,即入社的土地、耕牛、农具、现金等)分成比例,以及劳动计酬,即评工记分方法等等。 工作组入驻冲口农业社半年多,由于工作的细致,因此社员的集体广义思想不断成长,爱社如家,投劳投资皆十分积极,生产蒸蒸日上,当年的稻谷、玉米和其它农作物都比入社前增产1至2成,社员户户增收,喜笑颜开。社长叶振权为此当选为七区“劳模”和县人大代表,嗣后又被县人代会选为出席省人代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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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歌岁月旧屐痕
——鹿寨农村工作回忆录
大龙征粮
1950年2月,我和黄尚达、小蒋三人在原雒容县大龙乡金鸡村征粮支前。当时,雒容刚刚解放,乡、村两级人民政权尚未建立。因此,乡、村公务仍由国民党委派的伪乡、村长管理。金鸡村的伪乡长姓孙,30多岁,家住金鸡屯,为人还算老实正派。我们入村后,在他的帮助下,采取大会、小会、个别访问的方式,向村民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宣传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宣传了征粮的目的以及“粮多多出,粮少少出,无粮不出”的征粮政策。同时,还摸清了各户土地占有和粮食产量等情况,并在依靠贫苦农民的前提下,组成了公粮“评议小组”。然后,经过自报公议,“三评三议三榜”,把全村的公粮任务评定到户,而且立即按“先大户,后小户”的次序开始送粮入库。 金鸡村开始送粮入库后,我们三人又被派去秀水村征粮。临行时,中共雒容县委组织部部长张金城叮嘱我们:秀水村地处雒容、中渡两县边界,情况复杂,民风骁悍,要我们入村后提高警惕,要与留用的伪村长同吃同住,不要单独行动,不要随便向人透露行踪。我们走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发了一枝七九步枪和20发子弹,以防万一。我们谨记张部长的教导,到秀水村后,三人行影不离。在公粮评定到户后,伪村长一再向我们打听“去留”情况,我们都没告诉他。直到送出了第二批公粮,我们才悄无声息地离开秀水,取道东塘村返回了雒容县城。之后,不出半月,大龙乡工作队员欧阳景明、石显德两同志到秀水催粮,竟被秀水村匪首莫秀梅杀害于往返鹿寨镇之半道上。嗣后,莫秀梅被我县大队活捉,并在雒容县城枪决(详见《文史资料》第七辑)。
运江反霸
1950年秋末,经重点剿匪后,雒容境内之股匪已基本肃清。剿匪工作进入了“清匪反霸”阶段。当时,我还在运江乡(今属象州县)参与公审、处决运江乡最大的匪霸杨省堂、韦善谋。 杨省堂,运江乡新运街人,早年在国民党正规军干过营长,解甲回乡后,横行乡里,无恶不作。1949年12月雒容解放后,他知道末日将至,即与雒容大龙乡二兴村大匪首林秀山勾结,出任匪桂中军政区126军第三师师长,纠集匪类600多人枪,攻打我运江乡人民政府,杀害我工作队员廖启福、潘子敬两同志,罪大恶极,民愤极大。 韦善谋,40多岁,运江乡马兰洞人,曾任伪雒容县朝庆乡(今属象州县)乡长。马兰洞乃雒容、象州两县界地,地处偏僻。韦善谋以土皇帝自居,独霸一方,欺男霸女,巧取豪夺,当地百姓畏之如虎,称之为“朝庆王”。1949年底,雒容县解放之初,县人民政府为了“统战”,曾由县长周春鸣签发委任状,致书韦善谋请其出任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长。韦不仅不从,反而投靠大匪首林秀山,任匪团长,与人民为敌,还企图杀害我奉命请其出任民政科长的运江乡民兵中队指导员蒋满春、中队长钟有声两同志,亦属罪大恶极。 杨、韦两霸,在重剿中皆为我驻象州县的剿匪部队437团捉获,并押回运江公审、处决。参加公审大会的群众在万人以上,我担任司仪。受两霸之害的苦主,争先恐后地上台痛斥两霸罪行,诉至伤心处,竟泣不成声,群情为之愤慨。经验明正身,两霸被当场处决,大快民心!
长塘“双减”
在运江乡的“清匪反霸”后期,我和王贵庭(后调县公安局工作)到长塘村(今属象州县)搞减租减息。当时,长塘村已经成立农会,主席是一位40岁上下的中年妇女,名叫蔡玉珍。我和王庭贵住在她家的耳房,也在她家吃饭。长塘村有40多户人家。最大的地主叫谢锡九。我们入村之前,谢锡九由于害怕罹上通匪的罪名,早已携全家出逃,不知去向。因此,农会便用他那三间两座两回廊的青砖屋来办公、开会。他遗下的家私和三、四千斤稻谷,亦由农会代管。经农会会员讨论,将其一部分稻谷,由农会按“双减”政策退还给谢的佃户,一部分代谢交了公粮,剩余的充作农会经费。我们在长塘村搞的是“和平”双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夜夜开会,或者开三五户人家的“串联会”,一次又一次地讲共产党的革命宗旨、革命历程,讲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讲全国解放和广西的剿匪形势,提高群众觉悟,以迎接土地改革。 顺便说一句,长塘村是个好地方,村旁有条河,沙坝是一大片肥沃的洲畲。村民多在洲畲种红籽西瓜。我们在长塘村时,正是红瓜子收获的季节,洲畲上天天都有人“踩瓜”。长塘村的红瓜子,以籽大色红肉厚而驰名,经运江水路远销广州、香港等地。长塘村没有多少水田,村背的黄土坡多是贫瘠的旱地。每年,村里人都用这些坡地种植耐旱的“糁子”。村里的贫苦人家,一年四季以“糁子”为主粮。我们在蔡玉珍家住了半个多月,几乎见天吃的都是“糁子粥”。
七区土改
1951年,雒容、中渡、榴江三县与修仁四排等部分乡村合并成立鹿寨县。1952年元月,我在鹿寨第七区(导江)都莲乡都莲村(今属象州县)参加土地改革。我扎的土改“根子”叫韦世清,是一位40多岁的单身雇农。据他说,他的祖上原也有几块田的,只因1946年打跑日本鬼后,都莲闹饥荒,他父亲借了本村地主韦德辉的高利贷还不起,田就归了韦德辉。他父亲过世后,他一直给韦德辉打长工、短工生活。此时,他家只有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草屋。屋子里,有一张用圆木支撑的芒编床。床上那张破草席下,铺着一层稻草。床头有一个泥巴糊起的小火灶,两只旧木桶、一口小鼎锅、一口小扒锅、三四只粗瓷碗。这些东西,就是他的全部“财产”。我在他家“扎根”后,白天与他同吃辣椒盐送“稀溜子”——见不到米粒的稀粥;晚上和他同睡在那张芒编床上,同盖那张又黑又硬,还穿了几个洞的破棉胎。我和他同吃同住了五、六天,他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串连、诉苦、挖穷根、揭露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罪行,都表现得十分积极。因此,在成立农会时被选为副主席。也是由于这次“扎根”,才使我感受到,在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贫苦农民过的竟是如此艰难的生活。 在七区的土改后期,我又被派去佛子乡接替该乡工作队长练石生的工作。这时,土改已进入斗争、清算、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五大财产”(即土地、耕牛、农具、房屋、浮财)阶段。这这个阶段里,七区在导江街召开了一次全区12个乡群众参加的万人大会,并在斗争大会上枪毙了坚持反动立场的江口乡大地主张瑶(女)、都莲乡恶霸地主韦德辉。从而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为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五大财产”,逐步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洛埠复查
1952年春,鹿寨县以六区(雒容)为试点,开始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我被分到洛埠乡(今属柳州市)任工作组副组长,六区副区长蔡菩庵为组长,组员有韦林、潘光岚、吴斌(女)、谢银月(女)等人。 洛埠乡辖区不大,但城乡交汇,半村半街,有商人、工人、街民、农民,成份复杂,而且还是雒容县大官僚恶霸地主何次三的老巢,匪顽势力深远。(何次三于1950年与何宗钊组织反共救国军桂中军政区,自任司令,煽动武装暴乱。1951年4月被我剿匪大军在鹿寨四十八弄地区击毙。) 我们进驻洛埠乡之前,洛埠乡已建立了农民协会、工人协会、商会等组织,委员有龙玉珍(女)、陈登科、吴大嫂(女)、吴发才、何翠屏(女)、张坤生、秦光裕等。何日燊任乡长。 我们在洛埠乡复查的任务是:一查阶级,二查组织,三查觉悟,四查土地分配等等。经过十几天的访贫问苦和大会小会的发动,没有查出错化成份、组织不纯、土地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只是有少数人反映乡长何日燊经济不清,而且没有与地富反坏划清界线。为此,工作组决定撤销其乡长职务,并组织群众对他进行了一次大会批斗。 洛埠乡的土改复查工作结束后,工作组为了使洛埠今后少出问题,经请示县委同意,将工作组员韦林留在洛埠任乡长,潘光岚任洛埠小学校长、谢银月任小学教导主任。土改复查工作在全县铺开时,我仍回七区(江口)任新安乡工作组长。
六合办组
1953年夏季,我在七区(江口)六合乡办互助组。在此之前,六合乡的各村屯都有过“亲帮亲”、“邻帮邻”的临时性互助。但因在互助中,没有解决好劳动力、畜力强弱的互利问题,互助了一阵子就停止了。我了解这个情况后,即以德建村谭绍生互助组为重点,经过组员多次座谈、讨论,决定采用“评工记分,按劳取酬”的方法,解决互助中的强弱互利问题。这个办法在谭绍生互助组实施后,反映良好。“以点带面”,是当时农村工作的基本方法之一。因此,我很快就召开了各村屯的互助组长座谈会,介绍和推广谭绍生互助组的做法和经验。会后枫木村的黄汉民、黄坪村的吴秀英、大井村的梁体彩、德建村的丘达朝等互助组都借鉴谭绍生互助组的做法,恢复了互助。这一年,参加互助组的农户,由于得助于“群力群策”,既能不误农时,又能互相交流、借鉴生产经验,推广良种良法。因此,农作物的收成比未参加互助组者均有增加,从而引导了互助合作化的发展。 趁此,顺便说两件题外事:其一,六合乡田少山多,山地肥沃,村人多垦山种植木薯、大薯,以弥补口粮之不足。大薯的个体常在八、九斤上下,收成极好。我在谭绍生家住了两个多月,一日三餐皆以大薯充饥。其二,六合枫木村有个匪首叫钟华英,手下有匪徒五十多人。解放前,常在柳江横濑滩抢劫汽船,又在桂柳公路三门江十二湾和雒容了旺村等路段打劫汽车,还在柳州河南抢过金铺。解放后,与林秀山勾结,任林匪126军副军长。重剿时漏网,藏匿于六合的荒山洞中,直至我在六合办互助组时,才被我剿匪大军某“飞行小组”在六合鸡公山发现、击毙。
冲口建社
1954年春,七区(江口)丹竹乡冲口村以叶振权为首,自发组织了农业社。县委知情后,决定作为五个试办社之一。(其它四个试办社为中渡区朝阳村宋家甫社,高椅村陶昌乐社,雒容区半塘村张宗盛社,寨沙区官庄村陈瑞献社。)立即组成工作组进驻冲口积极引导。工作组长为廖孝赞、副组长为肖坤厚、沈光明,组员有杨如德、李媛英、张XX(县农业技术员)等人。工作组入驻冲口约半个月,廖因被提升为城关区委副书记,肖因被提升为平山区区长,同时离开冲口村,工作组由沈任组长。 驻冲口初级农业社工作组的工作主题,概而言之只有六个字,即巩固、提高、发展。细言之,则是一抓思想、组织建设,二抓生产管理,三抓财务管理。因此,工作组一入村,即组织社员学习、讨论,民主选举了以叶振权为社长、以叶大贤、许锡光、林昌新、叶明忠、叶大妹等人为委员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同时提出“以社为家”、“爱社如家”的口号,结合生产、生活实际,经常性地向社员进行“爱国主义”、“集体广义”思想教育。在生产管理上,主要是通过年度生产计划的制定,落实“水肥种管密”等先进农业科技措施,以促进增产;在财务管理上,即经过民主讨论,落实收提留(组织再生产资金)比例、劳资(劳即投稿劳力;资,即入社的土地、耕牛、农具、现金等)分成比例,以及劳动计酬,即评工记分方法等等。 工作组入驻冲口农业社半年多,由于工作的细致,因此社员的集体广义思想不断成长,爱社如家,投劳投资皆十分积极,生产蒸蒸日上,当年的稻谷、玉米和其它农作物都比入社前增产1至2成,社员户户增收,喜笑颜开。社长叶振权为此当选为七区“劳模”和县人大代表,嗣后又被县人代会选为出席省人代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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