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机场的战斗

●谢  仲

一枚闪闪发光的

解放华中南纪念章

千万英雄儿女

捐血肉铸造

珍藏整整六十个春秋

牵引着一条条神经

我不得不说

那场潜伏机场的战斗——

1949年4月，解放大军势如破竹，突破长江天险，挥师南下，全国解放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国民党桂系反动头目们溃退广西，负隅顽抗，与地方政客相互勾结，不择手段实行联保、宵禁，随处捕杀无辜，白色恐怖至极。柳州地下党城工委分析了当前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果断地采取了从政治上组织强大的攻势，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动员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深入军、政、工等部门，进行有力的反击。

求职试锋芒

7月初，正值学校放暑假，身为龙城中学学生的地下党员罗鸿坤和我，向柳州地下党城工委请战，要求投入更为激烈的战斗行列。胡习恒是罗鸿坤的直接领导人，经过分析利弊，觉得很有必要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柳州飞机场驻扎着国民党空军第二七三供应中队，由于我解放大军势不可挡，机场里不时有士兵私自逃离，另谋生路，致使机场人员紧缺，我们可以利用学生身份前往求职，打入机场内部。他代表地下党组织，批准了罗鸿坤和我组成潜入柳州飞机场的二人战斗小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为解放柳州做好充分准备。

胡习恒交代完任务，拍着我和罗鸿坤的肩头，神色凝重地说：“军用机场是个警戒级别极高的场所，敌人的防卫意识也不一般。你们两个都是学生哥，要与那群老奸巨猾的家伙直接战斗，危险很多。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帮忙吗？”罗鸿坤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回答十分干脆：“只要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胆子就大，勇气就足，天大的问题都难不倒我们。”胡习恒点了点头，说：“好样的，你们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吧！”

潜伏到机场去，这话好说，可我和罗鸿坤眼下连一点门路也没有，只好试着去探探“行情”。7月25日，我俩来到飞机场入口处，就碰了钉子——卫兵把枪一横，要我们出示证件。我们把前来求职的话说了一大堆，那卫兵就是不肯放行。没办法，我们只好掉头离去。两人回到柳江边的浮桥头附近，突然发现那里停着一辆空军司令部的汽车。一打听，知道这是接送机场员工的专车。我们观察了好一阵，见既没有人收钱，也不验证，便鼓起胆量，登车再说！万幸的是，我们总算找到了敌人的破绽，随车驶进了飞机场。

来到机场，我和罗鸿坤不知天高地厚，径直闯进了基地分队长的办公室。分队长是个个头高大的“独眼龙”，听说我俩是来求职的龙城中学学生，用一只眼朝我们上下扫视了好一阵，然后态度十分淡漠地来回踱步。突然，他官腔十足地厉声喝问：“求职？嗯？既然你们说是龙中的学生，我倒想听听你们对五月闹事的看法。”

“独眼龙”说的“五月闹事”，指的是不久前发生的龙城中学的“寻师运动”：5月19日，龙中的5名党员教师接到上级指示，紧急撤退。地下党组织为了掩护他们，把撤离说成是受国民党特务迫害而“失踪”，组织学生寻找“失踪”教师，并在《广西日报》上巧妙地利用广告形式，刊登了5位教师“失踪”的消息。这事闹得国民党特务系统晕头转向，党员老师趁机安全转移。

“独眼龙”的“敲山震虎”，并没有威慑力，我们在出发前就对这个问题有所预料。罗鸿坤沉着应对，说：“报告长官，说我们学校的学生五月闹事，不过是因为老师‘失踪’了，课堂上没老师上课，乱哄哄的，学校又管不着，学生只好到政府、到警备司令部去查询。请问这能算是学生闹事吗？再说，《广西日报》是省府报纸，曾在第四版头条新闻刊登了龙中学生‘寻师’之举，字里行间充满了理解和同情，不知长官何以独断，用‘闹事’一词呢？长官如果健忘，不妨找5月25日的《广西日报》细看。”

我见“独眼龙”一时语结，也不甘示弱地说：“我们龙中学生，自幼至今，在家孝敬长辈，在校尊敬师长，勤学、守纪、尊师，为柳州广大民众津津乐道。师长突然‘失踪’，学生采取‘寻师’善举，其心拳拳，其情殷殷。假若真个闹事，今天恐怕就没有这么太平了！”

罗鸿坤和我的一番话，不卑不亢，说得“独眼龙”自知理亏。一旁的一位副官替他解围，和他小声地嘀咕了一阵子，他的傲慢神态才有了转变。我听到了他对副官说：“正值急着用人之时……谅这两条小鱼仔也翻不起大浪！”副官这才向我和罗鸿坤招手，让座。又经过一番交谈，我俩终于闯破“山门”，被录用了。

浅滩捞大鱼

罗鸿坤和我被批准入伍后，分配在军需室当上了中士文书。对此，我俩是忧喜参半。喜的是，我们总算插足在机场这块神秘的土地，有了活动空间；忧的是，因为我们打进机场内部的首选是基地的文书室，却被分到只管钱物后勤的军需室这个“浅滩”，深怕捞不到“大鱼”，搞不到重要情报。不是说军需室不重要，但文书室是机场综合性的办公场所，人员往来，交接频繁，更是收发文件的重地，在这里更容易搞到机密情报。况且，据我观察，分队长“独眼龙”性格暴戾，十分狡诈多疑，难保他对龙中来的求职学生不存戒心，只不过因为人手实在紧缺，权且将我们拿来“塞萝卜眼”使用罢了！或许，他有意将我们“录用”，为的是发现蛛丝马迹，抓住“共党分子”，以图升官发财呢！

不过，我们在军需室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埋头苦干，口不乱开，绝不做“出格”之事，好一副“遵纪守法”的样子，暗地里却下定决心，要在这“浅水滩”捞到“大鱼”。

一天，军需官审核完机场发薪人员名单和金额之后，要我和罗鸿坤依样画葫芦，重新造册。我俩把册子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之后，心中暗喜：这绝不是普通的领薪花名册，确切地说，它是机场内部人事分部档案册，有极重要的情报价值。因为每个大小部门都是独立造册的，人员都按各自的职务高低领取薪水；部门头头的级别高低，人员在编配备多少，意味着这个单位的重要程度，通过分析，就能将机场内部的政治、军事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

但是，要弄到这许多资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稍有不慎，露出马脚，就会引来杀身之祸。这本花名册，虽是领薪的一个凭证，人人都看得见，摸得着，发完薪也就无多大价值了，但假若你想复制一份，那是绝不允许的。所以说，这本花名册，是个既公开而又机密的东西。

罗鸿坤和我心领神会，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就开始在军需官的眼皮底下“依样画葫芦”了。我俩采取明造册、暗统计、重点录取的做法，造册时故意出现一些“错漏”，这样，废纸篓里的“废纸”也就多了。下班后，我们又慢慢地清理那些宝贵的“废品”，时间也就延误了不少。为此，一位军需官训斥我们：“这么简单的册子还造不好，白吃干饭啊！还要弄多久啊？”我赶忙起立报告：“请长官原谅，我们两个第一次干这一行，总怕出了差错，所以手脚慢点。不过，请长官放心，我们保证今天一定能够干完。”

之后，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将摘录的零散资料拼凑整理，机场内所有的“大鱼”几乎全囊括在我们的“网”中。都说“独眼望九州”，狡猾的分队长“独眼龙”也还蒙在鼓里！我们把一叠叠珍贵的情报资料送达地下党组织，胡习恒看着这些包括修理厂、汽车连、场兵连，乃至把机场所有的重要部门、人员情况都搜集到的情报资料，越看越高兴，笑眯眯地说：能从一堆枯燥无味的名字和数字中发现重要情报，真是火眼金睛！……

苦心巧用计

转眼过去了一月有余，我们发觉，机场内机群起落明显增多。很显然，这意味着国民党军队前线吃紧，柳州解放的日子很快就要来临了！我和罗鸿坤商量，如何抓紧时间，为柳州人民的解放多做些有益的事情。我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撤退一马，杀进一车”，打入文书室这个重要部门！罗鸿坤理解我的意图，即我俩同在军需室目标过大，惹人眼球，如果设法在文书室安装一个“猫眼”，一定能获取更多的重要机密情报。他向胡习恒作了汇报请示，很快得到了地下党组织的批准。不过，组织上考虑罗鸿坤在龙城中学那段时间的活动，有被人看“红”的迹象，为安全起见，让他主动撤离，留下我在机场坚持战斗。为了革命需要，罗鸿坤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

9月初，一位年轻人来到机场文书室，用一口“土白话”向长官报告：“我是来自农村的穷学生，要为国效力，特来求职。”因为他讲的是“土白话”，像是怪声怪调的“外语”，逗得不少人哈哈大笑。长官是北方人，听得莫名其妙，幸好有一位广西籍的副官作了翻译，他才弄明白了。长官打量着这位土里土气的年轻人，问他有何特长？年轻人作了自我介绍：擅长誊写、起草文稿……还说：“长官要是不信，可以免费试用几日，不合你的意，我立即滚蛋。”说着，捞衣舞袖，要当场露上一手。

当时战事危急，文书室也确实缺少人手，长官急着用人，恨不得“拉着黄牛当马骑”，何况这位年轻人有真本事呢！这位“白话佬”被免除了许多麻烦的手续，被长官录用了。

由于人员的变更，地下党对机场潜伏小组的联系迅速恢复。按原订的约会，我来到太平西街一巷25-1号的亲戚家，与胡习恒接上了头。他目光机警灵活，说话沉稳，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却已是一名久经战斗考验的地下工作者。他这才告诉我，打入机场文书室的新战友，是我认识的龙城中学的图书管理员、地下党员梁仕臣同志。他还说，梁仕臣在你的领导下，共同战斗，组织上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最后，他约定了我们下次见面的时间、暗号，匆匆离去。

梁仕臣那套誊写和行文技能，在文书室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和发挥。他埋头整理杂乱的公文，实际上是在搜集可利用的资料。一次，长官让梁仕臣刻印一份飞机场汽油、炸弹、火箭弹、机枪子弹和飞机轮胎库存的统计表。为防止泄密，长官还派了两个卫兵在一旁警戒。梁仕臣心生一计，说是为了赶工，自己得抓紧时间刻钢板，让一个卫兵帮忙油印。这个卫兵没干过这种技术工作，一连印了好几张，不是墨油多了就是墨油少了，印的字迹模糊，成了废品，扔进了字纸篓里。下班后，梁仕臣偷偷从废纸篓里挑出两张字迹较清楚的“废品”，藏在裤袋里，将其余的废品烧掉。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成功地获取了大批军事机密，如机场步兵设防的明碉暗堡、机场周边的地雷埋设区，以及武器弹药仓库，我们都了如指掌，这一切都变成了解放柳州，埋葬敌人的“炸药包”。

曙光照征程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此话让我在机场得到了验证。国民党军政要员白崇禧、黄旭初坐镇桂林，扬言死守广西。可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像一艘破损不堪的大船，被人民解放战争的激流巨浪冲下了滩底，很快就要沉没了。我眼中的柳州飞机场，昔日的“军威”已一落千丈，杂言乱语随处可以听到，各部办公室内，公文摆置杂乱无章，查找一个文件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整个机场眼看要散架了！

11月24日，是我在柳州飞机场潜伏了整整120天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天，我从军需室的窗口望去，尽管天空云淡风轻，机场的气氛却十分紧张。机群起起落落，轰鸣声震耳欲聋。可是，不远的跑道上，一直停着两架运输机和一架战斗机，驾机人员从早到晚都在静守待命。我猜测，一定有军政大员要从这里起飞逃离……

下班时，我环绕机场附近的各部门走了一圈，经过分队长“独眼龙”的办公室，只见他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威风。我不便久留，匆匆离去。

我的猜测果然不错，早几天从桂林来到柳州的白崇禧，当晚10点多钟，伙同李品仙、黄旭初等一批国民党军政头目登机，连夜飞往南宁——原来，两个钟头前，我人民解放军已占领了沙塘！顿时，国民党军队闻风丧胆，机场内、市区内，乱成了一窝蜂。大批溃军蜂拥奔过浮桥，一辆辆军车穿城呼啸而去。

25日拂晓，解放军攻进了柳州城，根据事先掌握的情报，迅速占领了飞机场，控制了军用物资仓库。

柳州解放了！在欢庆的锣鼓声中，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五星红旗在城楼上高高飘扬。我丢掉了国民党空军的军服，重新穿上了学生装，迎着胜利的曙光，去柳州地下党联络处报到，由地下隐蔽的战线，走上了公开的公安战斗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