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渡剿匪岁月漫忆

●谢永宁

1949年上半年，我在武宣惠儒中学读书，覃秉寿老师常暗地里给我们几个壮族学生讲革命道理，讲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后来才知道，他是1947年广西地下党中秋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这一年7月，我们毕业了，我父亲卖牛买了一支驳壳枪，让我参加我小学时的教导主任蒙光朝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桂中支队来宾大队。也是后来才知道，我父亲也是桂中游击队来宾大队的成员。

初到中渡

1949年11月29日，来宾县解放了。我和一部分战友调编到柳州地委剿匪工作队，先后跟随莫矜副专员和地委陈东秘书长到柳城、柳江开展剿匪工作。1950年3月，我和其中的5位战友奉命到中渡县参加剿匪。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肩扛七九步枪，脚踏自编的草鞋，赶到中渡。我被分在中渡一区，区长是何韬，副区长是蔡菩菴。他们安排我担任区公所的文教助理。

初到中渡，只要不是圩日，我们三、五个人做一组，到周围村庄宣传剿匪政策，稳定人心。逢圩日，我负责出一期黑板报。有一天，我正在区公所门前写黑板报，有不少人在围观。写到歼匪捷报时，背后有人用壮话说：“越看越Ｘ火起！”我回头一看，说这话的是一个农民模样的汉子。我鼓起眼睛盯着他，他才知道我原来懂得讲壮话，惊慌地溜走了。这人，竟然是混在群众中的土匪！后来，在剿匪战斗中，他被活捉了，召开公审大会后被枪毙了。

那时，剿匪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土匪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很危险的，也许我们的脑袋什么时候搬家都难讲。但我们这帮20来岁的热血青年，一心跟党干革命，勇于在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接受考验，虽然在“土匪窝”的地方工作，也不怕危险，而感到无上光荣。

活捉土匪参谋长潘永汉

1950年深秋的一天，天气阴晴，寒意袭人。下午6点钟左右，有一位农民来区公所报告：在城关区大村前面的山上发现匪情！区公所的领导高中（南下工作团的同志）立即组织我们区干和公安局两位同志，一共8人，带上武器，由那个农民领路，迎着寒风，踏上崎岖的山道，越过长盛坳，奔向大村。在一处冲槽，我们看到冲槽顶一座山上的岩洞口正冒出缕缕青烟。我们即分兵三路包抄合围，堵住土匪逃跑的去路。当我们冲上去时，那土匪还在火堆旁煨着从群众地里偷挖来的红薯呢！饿得青皮寡瘦的他，哪料到我们会这么神速地赶来抓他！

随着几声大喊：“不许动！缴枪不杀！”那土匪窜出洞口，翻滚下沟，要负隅顽抗，我们的枪弹已无情地击中他的大腿。他“哎哟”一声，在草丛中举起双手，连连求饶：“我投降，我投降，不要杀我……”我们缴下他的一支驳壳枪和10多发子弹，当场审问，得知他是土匪某部的参谋长，叫潘永汉，和他在一起的几个土匪已经走散了……我们朝洞里一番射击之后，进洞搜索，果然已不见匪踪。

我们押着撑着木棍一拐一拐行走的土匪参谋长，直到第二天东方发白的时候，才回到中渡。不久，召开了公审大会，这土匪参谋长韦永汉被枪毙了。

叛变投敌的下场

1949年冬，随着解放，开始组建地方人民政府。当时，需要大批的干部，很多青年纷纷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革命的滚滚洪流中，不免夹杂着泥沙和垃圾。中渡县大兆村的青年韦鸿群，就是在这个时候投机革命，当上了中渡区公所干部的。

那时，新生的人民政权尚未巩固，上千国民党残兵败将和土匪集结在四十八弄，继续负隅顽抗。他们造谣惑众，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就要打回来了”。韦鸿群动摇了，背叛了革命，回去当了土匪，还当了个小头目，烧杀抢劫，与人民为敌。

刚开始剿匪时，我们抓到土匪，仅给予教育一下，不论罪恶大小，就释放了。好些人回去后仍不悔改，继续为匪。群众意见很大，称之“宽大无边”。后来，纠正了这种“宽大无边”的做法，严惩罪大恶极的匪首，开了杀戒。韦鸿群就是在这个时期，在剿匪战斗中被俘。

这个投机革命，动摇变节，与人民为敌的叛徒韦鸿群，终于没有好下场——在中渡广场召开公审大会后，被执行枪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