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推行新法接生的艰辛岁月

●刘凤珠 口述／覃德礼  记录整理

我是1957年以卫生系统干部家属的名义，参加鹿寨县第四期新法接生员培训班的。经过20天的学习，回到黄冕接生站当接生员。接生站虽然属于公社医院领导，担负着推行新法接生的任务，却是由接生员自由组合，财经自收自支的单位，政府给予适当的补贴。接生员完成任务好的，给予评优奖励。

从前，妇女生孩子，像是过“鬼门关”。不少妇女死于产程或“产褥热”，而婴儿则死于“破伤风”（俗称“三早风”、“七早锁”）。黄冕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生儿育女人人盼，母子同过鬼门关；娘死月中儿风锁，全家痛哭泪涟涟！”其悲惨情景令人心寒。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母婴安全。鹿寨县于1952年10月和11月，先后开办了新法接生员培训班。1956年妇幼保健站成立后，重点任务是推行新法接生，为各级农业合作社培训接生员，并免费给接生员配备一套药械俱全的接生袋。到1958年底，全县共培训接生员161人，平均1000人口有1名接生员。当年的新法接生率上升到60.16%。

想起当年推行新法接生，那种种艰辛，的确难以言表。我刚参加工作，就面临着三大挑战。首先是政治压力。那时，政府推行新法接生，当作是一项改造社会，造福人民的“政治任务”，医务人员必须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来完成，万一出了差错可不得了的，所以政治压力很大。其次，封建迷信势力根深蒂固，百般阻挠。人们普遍认为，女人生娃仔是一件见不得人的带秽气的大丑事。千百年来，农村的老百姓都由不懂得消毒的接生婆来接生，惯用锈剪或瓦片割新生儿的脐带，哪怕是造成死亡也认为是天意和命中注定，不理解和抵制新法接生。再有呢，我们这些接生员是已婚的妇女，多数都有儿女，有的正身怀六甲，加上农村交通不便，为去接生，要扛着大肚子或背着嫩仔，顶风冒雨或是顶着烈日暴晒，步行十里八里，甚至二三十里，那个辛苦可想而知。

记得1958年寒冬的一个雨天，爱国大队的干部来电话说，有一个瑶族产妇已一天一夜生不下娃仔，请求抢救接产。我二话没说，挎上接生箱，背上只有4个月的嫩仔就出发了。一路上寒风冷雨，跋山涉水，山路又崎岖难走，紧跑慢赶，硬是走了3个多小时才来到波门村那个产妇的家。刚到她家门前，却被一帮妇女拦住了，死活不准我进屋接生。这时我又冷又饿，儿子也饿得冷得不停地大哭。我好不伤心，本想一走了之，可神圣的职责不允许我这样做啊！经过我的一番宣传和队干的努力调解，主家才答应我帮接生。可是，他们还是不让我立即进家，直到一个老妇人端来一盆用柚子叶、秽草、樟树皮熬的热水，将一块烧红的铁板丢进盆里，用冒出的蒸汽绕着我俩娘仔身边熏了十多分钟，说是解秽祛邪后才让我进屋。当我进到产妇的房里，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在我的眼前——产妇光着下身，坐在床前一张凳子上，面前是一堆浸湿了的草木灰。产妇脸色惨白，呼吸浅急，哭喊声急速而又微弱，已经出现了病危体征。经过一番动员说服后，主人才同意将产妇放到床上躺下。当时的产房是关门闭窗的，“解秽”的蒸汽弥漫在屋子里，而屋外“赶鬼”的鸟炮不时鸣响。我给产妇讲清了产程的正常现象和规律，教她如何运气用力，又让主家给她鸡肉粥进食添力……经过两个多小时，她总算平安产下了一个健壮的男婴。主家的人全都欢喜若狂，门外的道贺声也连接不断，真个是喜气盈门！事后，主家杀鸡宰鸭，弄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席间，主人提出，让孩子认我做契妈。我考虑职责在身，担心影响不好，婉言谢绝了。饭后，主人牵来一匹大马，把我俩娘仔送回了黄冕。

忆当年，虽苦犹甜。在全县医务人员和农村接生员的共同努力下，鹿寨县的新法接生工作可用“突飞猛进”来评价。据1959年的年终统计，全县共有接生员226人，全年出生4218人，新法接生2706人，新法接生率为64.11%，全年无产妇和新生儿死亡。我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体生活福利事业积极分子”，并到南宁参加了代表大会。